一、引言
“控總量、調結構、穩物價、促平衡”是近期宏觀經濟政策的主旋律。2007年以來，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宏觀政策頻頻以“組合拳”形式出現，調控力度、深度、廣度不斷加大：
·2007年央行六次提升利率，十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六次發行定向票據，發行1.55萬億特別國債等，組合的貨幣政策呈現前所未有的緊縮態勢。
·2008年繼續延續2007年的從緊思路，進一步采取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存貸款利率、發行央行票據等手段，大力回收流動性資金。同時，嚴格控製商業銀行貸款投放，實行總量和節奏控製，對超規模投放的行實行窗口指導。
·國家發改委及各有關部門出台政策，積極推進“兩高”行業結構調整，加大淘汰落後產能力度。對房地產、鋼鐵、電解鋁等11個產能過剩、投資過熱或高耗能、高汙染、資源加工型行業實施了重點調控。
·2007年6月18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海關總署發布了《關於調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調整共涉及2831項商品，約占海關稅則中全部商品總數的37%。
·2007年國家相繼出台《“十一五”主要汙染物總量減排考核辦法》（國務院）、《節能減排授信工作指導意見》（銀監會）、《關於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範信貸風險的意見》（國家環保總局、人民銀行、銀監會）。
·2008年1月1日，新的《企業所得稅法》開始施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並軌。
一係列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旨在通過及時化解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消除風險隱患，在根本和長遠上有利於全國經濟的運行和發展。但從短期和局部看，宏觀調控改變了經濟各部門的運營環境，如果判斷不準確，應對不及時，措施不得當，會增加風險。商業銀行作為國家金融的支柱行業，其經營的穩定與宏觀經濟密切相關。在當今經濟環境急劇變化的條件下，商業銀行會不會因此造成損失，成為社會各界密切關注的問題。在此背景下，本文擬以南通地區為樣本，對宏觀調控背景下基層商業銀行經營所麵臨的風險逐一透視，並力求提出相應的對策與建議。
二、理論綜述
本課題的內容相對於純理論研究而言，更傾向實踐性。但在經濟學中，任何經濟現象的產生都離不開理論支撐。圍繞宏觀調控下的商業銀行風險這一主題，本文以經濟過熱時的危機暗生、政策幹預後的風險顯現，以及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為切入點，對相關理論進行了彙總闡述。
（一）商業銀行親周期性的警示：經濟上升期的潛在風險關注
商業銀行作為金融業的傳統支柱，經營行為與宏觀經濟運行具有明顯的聯係：在經濟上升期，實體經濟發展迅速，銀行會擴張信貸活動，導致宏觀經濟的進一步過熱；在經濟衰退期，銀行更多的考慮貸款者的償付可能，趨向於信貸緊縮，加劇經濟的蕭條。這種同向運動被稱為銀行信貸的親周期性（Pro-cyclicality）。而在《巴塞爾協議》基於資本約束的風險管理框架下，Blum和Hellwig（1995）最早提出，資本約束將加劇這一周期性：經濟處於上升階段時，銀行資產質量改善，降低了所需配置的資本金要求，從而放大了銀行貸款的擴張能力；經濟處於下降階段時，資產質量下降，資本金配比要求提高，促使銀行收縮貸款。國內巴曙鬆（2004）與劉斌（2005）在進行相關研究後也認為，資本約束加劇了銀行信貸的親周期性。
親周期性的存在對於銀行的風險管理存在著不利的影響。Fama（1986）和Wilson（1997）發現，受宏觀經濟條件的影響，貸款違約率也具有周期性：在經濟繁榮時期，貸款違約率較低；而在經濟衰退期，貸款違約率較高。Ferri、Liu和Majnoni（2000）以及Reisen（2000）則發現，評級機構的行為也具有周期性。Katalin Mero（2002）指出，這些都是因為在經濟景氣時期，對未來的經濟發展保持樂觀，銀行傾向於承擔更大的風險，也放鬆了對抵押品的要求，並且，銀行還會通過降低貸款價格來維持或增加市場份額。而一旦經濟由盛轉衰，在信貸緊縮的情況下，潛在的風險就會暴露出來。
（二）宏觀調控下的風險起因：政策效應的外部時滯性
鑒於商業銀行經營行為的親周期性，在經濟增長偏快、銀行信貸擴張的宏觀環境下，政府的適度調控可以有效地防止進入衰退期後風險的集中暴露。但實際操作過程中，宏觀政策的調控初期卻常常產生一定的負麵影響。筆者認為，這種短期的負麵影響來源於宏觀政策的時滯性。
在國際金融學中，“J曲線效應”提出了由於合同的約束，一國貨幣貶值或升值時，該國貿易收支狀況往往不能立即改善或變壞。類似的，在貨幣政策的施行中也存在這種效應，這在宏觀經濟學的研究中得到了公認。國內高鴻業（1996）在《西方經濟學》中表述到，中央銀行變動貨幣供給量，要通過影響利率，再影響投資，然後再影響就業和國民收入，貨幣政策作用要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才會得到充分發揮。尤其是市場利率變動以後，投資規模並不會很快發生相應變動。因此，在貨幣政策從執行到產生效果的過程中，經濟情況有可能發生和人們原先預料的相反變化，從而導致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
（三）商業銀行的全麵風險管理：基於新巴塞爾協議的風險分類框架
在金融風險管理框架的發展軌跡中，巴塞爾協議的演變無疑是一條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線索。1988年的巴塞爾協議，即《統一資本計量與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在推進全球銀行監管的一致化和可操作性方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突出強調了資本充足率的標準和意義，確立了全球統一的銀行風險管理標準，但同時，它也存在著容易導致銀行過分強調資本充足的傾向、風險權重處理簡單化、僅僅關注信用風險等問題。
2001年，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框架延續了舊協議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以信用風險控製為重點的思路，吸收了《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中提出的最低資本金要求、外部監管、市場約束等三支柱原則，進而提出了衡量資本充足比率的新的思路和方法，更能適應金融市場發展的客觀要求。其中，針對銀行風險由單一化向多樣化的發展，《巴塞爾協議Ⅱ》將操作風險納入資本充足率的計算中，促使銀行業更加重視信用風險與市場風險的綜合模型以及操作風險的量化問題，將現代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引入了全麵風險管理時代。
三、曆史經驗
緊縮的宏觀政策通常意在熨平經濟周期，防止銀行信貸、資產價格持續膨脹而導致經濟下滑時的風險爆發。然而，在我國之前施行趨緊政策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2004年期間宏觀調控的情形就和現在頗為相似。
（一）2004的宏觀調控形勢
從1998年我國實行以鼓勵投資為特征的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呈上升趨勢，2003年，GDP的增長達到了9.1%，2004年第一季度，則達到了9.7%，經濟加速增長的趨勢非常明顯。與之相對應，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的增長也在加速，且加速的幅度大得多，比1999年上升了近20個百分點。為了在新的條件下繼續保持快速經濟增長，國家進行了一係列的政策變化來調整經濟增長的方式：
2004年1月18日，央行發布通知要求各金融機構加強和改進信貸管理，把握好信貸投向，限製對鋼鐵、電解鋁、水泥等“過熱”行業的貸款。
2月26日，中國銀監會發布了《商業銀行房地產貸款風險管理指引（征求意見稿）》，對房地產開發和個人貸款比例作出限定。
3月24日，央行宣布自4月25日起，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製度，將資本充足率低於一定水平的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提高0.5個百分點。
4月11日，央行宣布從4月25日起，將存款準備金率由7%提高到7.5%，資本充足率低於一定水平的金融機構將執行8%的存款準備金率；國有獨資、股份製商業銀行、外資等金融機構將執行7.5%的存款準備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