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最傾心於改革的、最堅定的力量，往往來自於下層。可是，來自下層的官員們，卻因為缺乏政治資本，隻能靠特殊的途徑謀取高位，而他們自己也往往因此而受到指責，他們自己也因為缺少支持而采取激進的手段打擊反對者，最終或是與反對派同歸於盡，或是被反對派打垮。來自下層的人士雖然傾心於改革，但是他們缺少在政治上的發言權，所以他們一旦獲得了施展抱負的機會，就要修改施政原則，而修改施政原則的同時，也要為推行自己所製定的新規則而打擊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但反對他們的勢力。因此，他們的改革，往往是把政治鬥爭也摻雜在改革措施之中，讓改革本身帶上了汙點，所以一旦他們的政治地位被動搖，他們所推行的改革，修改的規則也將被一並推翻，使事業和他們自己的政治生命一同終結。
發生在唐朝中期的“二王八司馬”革新運動，就是最為明顯的例證。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的統治危機不斷加深，藩鎮割據、宦官弄權鬧得烏煙瘴氣。但是，仍然有很多讀書人沒有放棄振興唐朝的努力，他們要求改革弊政，經常在朝野各處宣傳變革的重要性。
在中晚唐聲勢浩大的改革呼聲中，“二王八司馬”（因為其核心人物中，兩人姓王，另外有八人在改革失敗後被貶為司馬，故稱“二王八司馬”）革新就是其中曇花一現的改革火花。他們在唐德宗駕崩之後，利用自己和新皇帝唐順宗的私人關係而人主朝廷，進行改革。但是因為他們執行的政策針對性太強，受到極大的阻力；他們違背官員升遷的原則驟然顯貴，也引起許多朝臣不滿；加之他們行事不甚光明磊落，甚至在搞小人的伎倆，也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最終，他們在新一輪的皇位競爭中成為犧牲品。其核心人物王叔文被貶的第二年就被賜死，王伍被貶之後病死，另外八名主力幹將也被貶為邊遠地區的地方官，這些人是：永州司馬柳宗元，朗州司馬劉禹錫，崖州司馬韋執誼，虔州司馬韓泰，饒州司馬韓曄，台州司馬陳諫，連州司馬淩準，郴州司馬程異。
這些人多數出身低微，在朝中沒有任何依靠，雖然劉禹錫、柳宗元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但二人在政治上並無建樹，所以隻是憑借自己在文壇的影響以及同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而置身於高層的。但他們自己也沒有拿出可行的革除弊政的方略，以他們的政治影響力，要鏟除宦官和藩鎮對唐朝的禍害，就如螳臂當車一般，可是他們自己卻認為隻要太子做了皇帝，他們革除弊政的願望就可以實現。
後台程序是超越公眾知識之上的，因而帶有權力的壟斷性。如果不考慮到這些後台程序背後的權力，隻是從表麵出發，進行全盤推翻舊有規則的休克療法，自然會驚動掌握後台程序的權力擁有者，因而，這些休克療法，隻不過是隔靴搔癢。
等到唐德宗年老之時，太子李誦身邊的二王、劉柳等人開始摩拳擦掌，為太子即位施政作各方麵的準備。二王和太子孤掌難鳴，結交劉禹錫、柳宗元身邊的年輕人為己所用。而柳、劉身邊的那批文學之士太過急功近利，因為自己資曆太淺一時無法出任高官，便將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希望太子即位之後能夠破格提拔他們。
果然，通過太子和二王，柳宗元和劉禹錫被破格任用，他們身邊的年輕人也都躍躍欲試，紛紛為太子獻策。因為他們所論的政事大多是關於當時有實權的宦官、權臣和藩鎮的，所以他們隻能秘密往來，這種詭秘的行為遭到了許多大臣的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