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俱交珍、瀏光琦等宦官的堅持下，順宗冊立了他們所支持的皇子李純為太子，王叔文和皇帝之間的聯係也被宦官們陰謀隔斷。王叔文心知局勢已經不可挽回，悲憤之餘隻能吟誦杜甫感懷明相諸葛亮的《蜀相》中的名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而後，因為二王的改革觸動了地方節度使的利益，一些強悍的節度使如韋皋、裴均、嚴綬等三大藩帥相繼上表，攻擊王叔文等破壞綱紀，危害國政，同時逼迫順宗讓位於太子李純，不久順宗就被宦官所害。
事已至此，而王叔文還想求得宦官的支持。這無疑是王叔文陷入絕境又不甘失敗的一次掙紮，可是不僅沒有取得任何有效的支持，反而遭到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等人的指責。第二天，王叔文就因為母喪而被迫辭官離任，最終被賜死。改革派與實權派的鬥爭，用矩陣圖可作如下表示：
激進的休克療法
二王集團起於民間，所以對百姓的疾苦、政治的腐敗多有切身體會，也有改革弊政的願望，他們提出的改革方向，也是基本正確的。但是，他們因為出身低微，隻能靠依附太子而迅速登上高位；又因為本身沒有政治實力，討論政事隻能采取秘密形式；執政之後因為缺乏支持，自己又不懂得爭取盟友，導致孤立無援；想削弱宦官和藩鎮，卻因為沒有發動可以依靠的社會力量，隻能用權謀手段，終於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導致他們失敗的因素之中，不計成本的一味急進蠻幹，引起中立者和支持者的反對，是他們迅速敗亡的最重要原因。他們以為自己可以隻手擎天，修改誤國誤民的政治規則，最終非但沒有成功，反而使革新成為以小人伎倆做正義事業的鬧劇。
盲動的不計成本
從常理上說，國家出現了危難情況，而且危難是由於舊有的一切，比如製度、思想、習俗不適應新時代所引起的，執政者就應該順應曆史潮流，進行變革，推行新的政策，扭轉局勢，但這隻是常理而已。執政者自己所依靠的，恰恰是那些已經不適應曆史潮流的一切，如果要變革，勢必要削弱他們的統治，動搖他們的勢力，所以，越是這個時候，變革就越困難。
在國家危難之際，執政者反對變革的時候，國運便岌岌可危。如果要在這個時候修改舊有的一切製度與秩序，就應該先把政權牢牢地掌握在變革派的手中，這樣才能保證新政策的順利推行和國運的振興。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不但變革難以成功，秩序無法改變，甚至會使變革者自身受到威脅，國家的前途命運也作為變革派和保守的執政派之間鬥爭的代價而被犧牲掉。
說到底，這就是維新與守舊雙方在爭奪政治控製權和權威話語權上的一種博弈。雙方的態度肯定是不合作的，那麼如何占盡先機，在奪取政治控製權之後推行自己製定的秩序，對維新派來說，是個關鍵的問題。可是，維新者往往注意不到這一點，而是在沒有控製局勢的時候就衝動地推行自己的治國方針，這樣的結果，隻能是在守舊派的反撲中把自己的政治生命與治國方略一起葬送。
在搖籃中就被扼殺的清代戊戌變法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清朝從鴉片戰爭開始，就一步步淪為列強的盤中之餐。光緒皇帝即位時，這種國家的劫難更是愈演愈烈。光緒皇帝苦於尋不到強國之路，困惑不已，在他困惑的同時，列強們也在變本加厲地從中國獲取更多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正當光緒帝苦苦探求報仇雪恨、振興朝政的時候，一種新的力量正在神州大地上生成，這就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勢力。
康有為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時，就曾上書。可惜他的上書光緒皇帝並未見到。此後，在公車上書運動中康有為又撰寫了奏章，一個多月後，光緒終於見到了這篇奏章。康有為認為，隻要當機立斷，速圖自強，同樣可以拯救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