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張大千的數次展覽因戰局的混亂而流產，但他仍堅持不懈，繼續在青城山上，孜孜不倦地作畫。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在青城山畫的畫，一萬幅不敢講，但一千幅以上總是有的。”所以，他作畫所消耗的紙張不計其數，而當時由於戰亂，成都一時“洛陽紙貴”，就連報紙、雜誌也不得不用發黃和發灰的草紙來印，至於書畫家們的書畫用紙，更是無從買到。
需要大量繪畫紙張的張大千對此尤為頭疼。為了解決紙張的問題，他親自去到四川當時最大的紙張產地夾江縣，會同當地的“槽槽戶”們（從事專業造紙的紙農）一起研究造紙技術，希望能造出一種新型繪畫紙張。
張大千到了夾江後，找到了夾江的大槽戶石子青，與他商談紙張改進的問題。他參觀了該地紙張製造流程後，根據自己多年來對曆代紙張以及當時中外各種畫紙的深切了解和豐富經驗，向石子青等“槽槽戶”們提出了改革原料配方和傳統的製造工藝程序，建議在竹料中加入適量的棉、麻纖維，並在紙漿中配入一定的石礬、鬆香等原料，以增強和提高紙張的拉力、抗水性和潔白度。他還主動拿出一大筆資金幫助他們添置必要的設備和解決試驗過程的消耗費用。
經過多次試驗，一種色白、勁韌、適宜寫字作畫的新國畫紙終於誕生了。張大千還親自設計了紙型、紙樣、紙簾等，並定下了尺幅不同、大小各異的紙張規格。考慮到有人開始“造假”自己的畫，張大千特地在自己定製的紙張的兩端加上了雲紋花草暗邊，在全紙也布滿了他親題的“蜀箋”和“大風堂造”等字樣的隱形暗紋，張大千繪畫的專用紙張就這樣誕生了。雖然張大千本人並未以發明者、創造者或者出資者自居，但大家習慣稱之為“大千書畫紙”。
然而在成都的一次空襲中，張麗誠唯一的女兒、張大千最喜歡的侄女張心慧受重傷不治身亡，令張大千全家對日寇充滿了憤怒。看著周圍的殘牆斷壁和血肉橫飛、屍骸橫陳的慘狀，張大千發誓與日寇不共戴天。1940年9月，張大千在成都市中心舉辦了他籌備已久的畫展。這次展覽大獲成功，作品全部售罄。張大千還了一些舊債後，賣畫款還是遠遠不夠去敦煌的費用。他夜以繼日地創作，展賣後籌集到了一筆經費，約莫夠敦煌之行的費用時，他收拾停當，正準備帶著家小前往敦煌，突然收到了二哥善子從重慶發來的電報，約張大千前往重慶與剛回國的他見麵。
由於種種原因，張大千已好幾年未見二哥了，心裏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見到二哥。可是，他考慮到好不容易籌集夠敦煌的經費，而且日程安排及交通工具都已安排妥當，實在不好更改，想到自己去敦煌頂多隻待三個月左右，回來再與二哥相見也不遲。因此，張大千寫信告訴二哥他的詳細計劃，等他回重慶後，請二哥與他結伴去敦煌看古代壁畫，他相信二哥一定會原諒他，而且也一定會很高興與他結伴去敦煌觀賞壁畫。可是，所有人都沒料到，張大千也萬萬沒有想到，他當時所做的這個決定，竟成了他一輩子的隱痛和終生都追悔莫及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