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明夫婦的一兒一女都出生在中國，剛回到羅馬尼亞時甚至不會說母語。女兒叫達迪亞娜·伊斯蒂奇瓦亞(Tatiana Isticioaia-Budura)，中文名字是羅家幸。她上世紀70年代，達迪亞娜留學中國，與薩安娜一樣畢業於北京大學曆史係。兒子叫揚·布杜拉（Ioan Budura），他的中文名字是羅陽，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北京語言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他們畢業後都在不同的領域為中羅兩國的友好交流默默地工作著。特別值得提及的是羅家幸的丈夫維奧雷爾·伊斯蒂奇瓦亞（Viorel Isticioaia-Budura)，中文名字叫魏列。維奧雷爾70年代先後留學於北京語言學院、南開大學和北京大學，畢業後進入外交部，2002年出任羅馬尼亞第14任駐華大使。羅陽有兩個女兒，為了延續這種中國情緣，他分別按中國的習慣，給她們起名為羅玉娜、羅玉琳。羅陽告訴我，他現在最想做的兩件事，一是將兩個女兒送到中國學習，二是在羅馬尼亞修建一座中國式的小四合院。
如果光聽他們一家人講話，人們都會以為他們是地道的中國人。其實，這些還是表麵的，最重要的是羅明一家對中國的那份深情。在談到曾經與他們有著深厚友誼的那些中國師長、同學和朋友時，兩位老人常常是熱淚盈眶。聽他們講那些過去事情的時候，我也一直被感動著。在他們保留的老照片中，多半都是銘記這種友誼的。
如果在中國，以羅明大使這種傳奇般的經曆，他必定是一個大官，一個國寶級的人物，一個能以自己的經曆寫出許多暢銷書、賺許多錢的官員型學者，在衣食住行、醫療保健等諸多方麵能夠享受豐厚的待遇。可是，在羅馬尼亞，羅明大使卻是一個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人。他沒有豪華住宅，現在與夫人住在1959年國家分給的一套70多平米的普通公寓裏，鄰居都是一般工人。他沒有專車，如今雖已80高齡，卻仍然自己開著一輛羅馬尼亞品牌的達契亞經濟型轎車，價格不到十萬元人民幣。他沒有保姆，由於年事已高，隻是在特別需要的時候，請一個類似北京小時工的中年婦女幫幫忙。他沒有高薪，退休金比普通退休者也高不了多少。他更沒有特殊的醫療保健條件，薩安娜需要的藥還得羅明開車替她到藥房買。我不知道應不應當在這些方麵對比中國和羅馬尼亞，也無法作出到底是中國好還是羅馬尼亞好的價值上的判斷。但是，我總覺得曆史對老人有些不公平，羅明大使和薩安娜夫人為羅馬尼亞的社會發展和中羅關係做出的貢獻不應被忘記。
然而，令人感動的是，即便如此，羅明大使和薩安娜夫人仍然為中羅兩國的友好關係而辛勤耕耘著。近些年來羅明大使的主要著作有《半個世紀的中羅關係》、《1880年至1974年間羅中關係文獻彙編》、《1954年至1975年間羅中關係文獻彙編》以及一些翻譯著作。薩安娜夫人的主要著作有《象征的國度——從孔子到毛澤東》、《龍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一視同仁：中國外交的曆史精神與根源》、《神州》、《中國茶文化》等。出版這些書，他們幾乎沒有得到過稿費，最好的情況也隻是出版社送給他們幾十本書。多數時候，他們還要為每一本書交好幾美元的出版費。薩安娜夫人告訴我，直到現在，隻要有大學請她去講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外交，即便不付她講課費，她都願意去。
2010年4月，我隨周其鳳校長率領的北京大學代表團訪問波蘭和羅馬尼亞。到達布加勒斯特的當天晚上，羅明大使夫婦在羅馬尼亞外交人員俱樂部設家宴款待代表團全體成員，羅明先生和達迪亞娜女士也出席了。席間，羅明先生深情地講述了好幾個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代領導人作翻譯或當陪同的情景片斷。由於專業的關係，我對他講的十分感興趣，當場就表示願意將他經曆的中羅關係以口述曆史的方式記載下來。羅明先生欣然答應，周校長也表示非常支持。回國之後，我全力以赴做與這個口述曆史相關的各方麵準備。在羅明大使夫婦和羅馬尼亞駐華使館協助下，在北京大學校領導及相關部門的支持下，我於2011年8月18日第三次來到了羅馬尼亞，對羅明大使夫婦及其子女做了為期兩周的口述曆史采訪。在布加勒斯特那所非常普通但帶有中國特色的寓所中，羅明大使和薩安娜夫人飽含深情地向我講述了那些說不盡道不完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