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正像英國詩人濟慈那著名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的詩學追求一樣，在柯岩的作品中，也時時勃動著一個坦直真率的藝術精魂。作家不僅以高度的藝術自律嚴格遵循現實主義客觀真實的美學風範，而且以真摯的愛心滋育著一切處於悲沉、稚拙的苦難中的人們。當作品那真實可感的現實生活境遇在讀者麵前徐徐展開之時，人生的真情真諦也就在這緊扣生活流程的真實氛圍中悄然生長，緩緩蒸騰，終於噴薄欲出了。可以說，藝術創作中的“真”，成為柯岩大多數作品的一個本質特征，也成為激蕩讀者靈魂的最深層的生命泉源。
翻開《柯岩文集》厚重的六卷本，這種以“真”動人的作品幾乎撲麵而來，比比皆是。無論《道是無情》那真切冷峻的犯罪動機和情感微瀾，還是《高壓氧艙》那精心剖析下的自殺心理和靈魂罪行；也無論《周總理，你在哪裏》那令人淚眼汪汪的真摯呼喚；還是《小弟和小貓》《小兵的故事》等兒童詩中那不失天然的童心童趣，流淌在作者筆下的，始終是一脈真誠摯切的人間至情，是一杯香遠益清的藝術醇酒。在長篇小說《他鄉明月》中，這種藝術之“真”則表現得尤為激切。
在洶湧一時的留學生文學中，《他鄉明月》並非是最具轟動效應的一部。幾乎在它問世的同時，《北京人在紐約》和《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就先後火暴於文壇；而在此之前，台灣女作家於梨華創作於20世紀60年代的中篇小說《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也以留學生文學“肇始之作”的身份，悄然登上中國內地的圖書市場。然而，《他鄉明月》還是取得了成功。在這些或以商業炒作，或以異域風情引人關注的作品包圍中，《他鄉明月》以它摒棄虛誇藻飾的本真風度，達到了對留學生活的深度剖析，從而贏得了讀者，尤其是曾有海外生活經曆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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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選
年讀者最長久，最真純的喜愛。在這裏我們不妨將幾部作品比較一下。
翻開《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雖然我們也為作者的驚異情節和優美文筆所牽動，但在最初的心靈悸動之後，很快就能透過作品的表層敘事，清理出一個充滿意識形態前置性的思維框架。在這裏一切發生於中國內地的故事，包括上山下鄉，“文革”批鬥、強製工作乃至愛情婚姻，都是充滿著人間悲痛的漫長“受難”；而隻有當主人公棄絕了故土，奔向繁華的“新大陸”之後，悲沉的敘述基調才被誌得意滿所代替。美國給予作者的是無窮無盡的舒暢與滿足，而中國留給作者的隻是暗無邊際的委屈與迫害。那麼，人們有什麼理由不歌頌美國，不摒棄“落後野蠻”的中國呢？作者消解了中國內地的勃健活力，更隱匿了中國赴美留學生遭受到的一切歧視、盤剝和戕害。作品漫長的敘述，隻是為了以一種充滿自卑感的膜拜心情，編織了一個虛無荒誕的經典性美國神話。當讀者最終得知這些故事不過是作者的主觀臆想，全無事實根據時，作品那種反真實的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也就越發暴露無疑了。
與此不同，《北京人在紐約》基本真實地描述了紐約華人社區的生存苦扼和靈魂被難。然而，在接近自然主義的地獄般現實描寫中，作品宣揚的不是正常人在苦難艱辛中折射出的人性光輝，而是一種赤裸裸的“以惡抗惡”、狂野荒唐的報複行為。在主人公王起明身上，我們看不到任何源自古老民族的道義美德，而隻是一個比美國還要美國的欲望之魔。充斥他心中的，是對西方世界的狂熱讚許和可望而不可得的自卑與褊狹。如果說王起明有一定真實性的話，那麼他隻是一個流落紐約街頭的真實的痞子。以此來喻指一切北京人乃至中國人形象，則顯然失“真”，因此也就無法顯現出美國生存環境與中國人真實心態的內在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