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出生的穀裏村還沒有包產到戶，村也不叫村，而叫生產隊。白天社員們一起勞動，晚上不是評工分就是開批鬥會，不是分糧食就是商量明天出什麼工。整個村莊是一個集體，像一個大家庭，也是一支大部隊，所以，社員們沒剩下多少私人時間，每個家庭也沒有太多的隱私。社員們在勞動、開會和學習之餘，唯一可幹的私活就是在家裏養兩頭豬。由於這是僅有，每個人都把幹私活的熱情傾注到養豬上麵。他們用修建房屋的才華來修建豬圈，用做酒席的天賦來煮豬潲，把不想跟別人說的話拿來跟豬說。那時候，他們對一頭豬比對一個孩子還親，原因是豬不僅能讓家庭過上一個熱鬧的年，還能解決一年四季的吃油問題。豬是他們好生活的夢想，更是他們挺直腰杆的底氣。
在那個“大公無私”的年代，家裏養一兩頭豬不是個輕鬆的活。每天早晨，社員們的第一件事不是煮早餐，而是煮豬潲。他們要在出工之前把煮熟的豬潲倒入木槽，讓豬飽餐一頓之後才能放心地下地幹活。幹活的縫隙，他們就在田間地頭為豬采摘野菜，方言叫“打豬草”。一天的公活幹完，他們才能背起比頭頂高出一大截的豬草搖搖晃晃地回家。還沒走到家門口，他們已經聽到了豬的叫喚。那是豬餓了一天之後的乞求，個別性急的早把木門啃出了缺口。社員們左腳剛邁進家門，右腳已經來到了豬圈邊。他們顧不上自己的饑餓，就先去喂豬。隻有豬的哼哧聲停息了，他們才開始煮夜飯。夜飯之後，家家都是砍豬菜的聲音，有時實在太困，他們一邊砍豬菜一邊打瞌睡，好多的手指就這樣被砍傷。在公路、電和先進的養豬技術尚未通達生產隊之前，社員們要把一兩頭豬養大、出欄，大約需要一年時間，因此他們在出好集體工的同時，必須天天重複以上動作，心要掛牽，身要勞累，就像每天都在侍候月婆子。
但是，再苦再累，他們也沒有忘記養一頭“上交豬”。當時政策規定，誰家要殺一頭豬，就得先給公社食品站上交一頭，隻有能力養一頭豬的家庭必須上交豬的一半。所以，小時候，隻要我們一趴到豬圈邊，父母就會指著其中一頭說：“那是給食品站養的。”兩頭豬都長得一般可愛，父母看著高興，就會征求我們的意見：“到底把哪一頭拿去上交？”沒開批鬥會的時候，我們會指著稍小的那一頭；如果那幾天正好開批鬥會，我們的手就會一偏，指向那頭稍大的。等到農曆年底，兩頭豬都養得肥頭大耳了，其中之一必定被抓出來裝進豬籠，由我的父親、堂哥或者姐夫抬著，往公社的方向運送。豬一路嚎叫，似乎是舍不得離開家鄉。這時，我的母親就會站在屋角目送，眼裏噙滿淚水。她不是舍不得上交，而是因為那頭豬她養了一年，已經養出了感情，實在是不忍心聽它哀哭。如此一次次的上交儀式，在我幼小心靈埋下自豪感，懂得了一個人原來還有上交的責任。
我們村離公社有十裏路程，全都是彎曲狹窄的山路，趕一回街，社員們都要皺幾天眉頭，更不用說是抬豬，那是既耗體力又費腳勁的工作。父親和姐夫邊走邊歇，衣服濕透了就光著膀子抬，直到下午才把豬抬到公社。在這條曲折的山路上，我們村的社員們沒少灑下汗水。特別是秋收之後，生產隊把應交的公糧曬幹，然後每家出一勞力，每人挑著上百斤的擔子，到公社糧所交公糧。浩浩蕩蕩的送糧隊伍在窄路上盤旋、喘氣、流汗，有說有笑，仿佛是他們的節日。金燦燦的玉米子或者稻穀挑到了公社糧所，社員們剛鬆一口氣，所長老範就走過來驗糧。老範是一個負責任的家夥，每一袋糧食他都會打開，從裏挑出一兩顆，拿到嘴裏用力一咬，響得脆的就是曬幹的糧食，合格，可以入庫。如果玉米子或者稻穀在他嘴裏悶響，那糧食就得重新曬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