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我的啟蒙老師，遠不比汪曾祺寫沈從文那般誘人。對於未名之人，文章從來吝嗇。羅建龍老師雖有二三件可書之事，卻因地域限製，生命短暫，門下又無高徒，因而無人曉得。
我六歲進學堂，先生已經不再叫先生，手裏既無戒尺，頭上也不拖辮子，更沒有之乎者也的迂相。老師二十出頭，像個大孩子，眼睛卻是錐人得很。父親求他收我，老師說太小，不收。父親說娃雖小點兒，但在家除玩泥巴，便無事可做，能學唱到一首歌就行。老師說既然你肯出學費，那就收下。這樣，我這個小小的塊頭，便被擺在教室的最前排，成為學生。父親轉身欲走，被我死死地牽住。老師說你娃臉皮薄，你就陪他一個早上。父親從未進過學堂，陪我的這個早上，是父親唯一的一次聽課。
學校不遠處，是一池水塘，夏日我們常去玩水。老師抓住我們之後，便讓我們站在講台前示眾。全班同學的眼睛一律挑剔著我們。我衣著的破爛，頸上的黑垢，都被同學看得真切，成為他們日後的笑料。班上幾個漂亮的女同學也放肆地鄙視我們，我們心裏便直恨老師惡毒。到我讀了三年級，老師被水淹死，我才理解他的這番良心。
在他手下，沒有絕對的自由。每天都布置作業，規定背書任務，要是不做作業，不背書，就必須要你硬坐在教室裏，老師拿一本書在門口陪著。如果稍有偷看的舉動，老師那帶刺的目光便朝我們射來。老師盡管低頭讀他的書，但我們無時不感到他眼睛的存在。有時天黑了才給回家，我們邊走邊罵，說老師不是東西。但這樣幾個夜晚之後，我們才知道老師一直跟在我們身後，默默地護送我們回家。
逃學僅有一次，村上來了耍猴的，看了大半天，才記得忘了上學。老師突然到來，襲擊我們，叫我們站在各自家長麵前，說一聲：“爹，我錯了。”父親向來惡，不曾有半點兒與兒女溝通感情的想法，我也就從來沒有正經跟父親說過話。當著老師與眾家長的麵，說出這四個字，實在太難。別的同學都說了，幾雙眼睛在等我，我哭泣著結結巴巴地說了四遍，才說清楚。說完之後，我斷住哭聲，像是卸下一副擔子，突然成了大人。後來我漸漸有了點兒膽量，敢在課堂上讀書，回答問題，似乎和老師強迫我做的這一著有關。
老師要結婚，調到一個靠河的小鎮。他走的時候，我家正賣了頭豬。老師找我父親商量，借了四十元錢。我原以為老師是什麼都懂，什麼都有，哪知道他竟也缺錢。
1974年樹芽還淺的時候，傳來了老師死亡的消息。老師為了吃魚，淹死在河裏。當時我想老師死得很不崇高，隻能在心裏默默地紀念。但多少年之後，特別是文壇都熙攘著寫生存狀態的今天，我才知道老師是多麼需要吃魚。那一年，我正讀三年級，開始學習作文，已能悟出嚴厲的貴重。清明節裏，山區到處飄蕩著白紙，大人們都去上墳，我們幾個同學偷偷地撕下作業本，疊出幾隻紙船，躲在學校牆根，朝著老師死的那個方向燒。老師死在水裏，我們用紙船去告慰他。
漸漸地，我已經隱約地感覺到鄉村的孩子猶如路邊的小草，自生自滅，絕沒有城市裏孩子的福氣，有人一路看管栽培著，直到走進工作的大門。事實證明，在農村，像羅老師一樣嚴厲要求學生的老師愈來愈少，很多聰穎的鄉村孩子被淹沒了。我能和少數山裏孩子破例地走出山鄉，每一步都走得極險，倘若錯走一步，便不再有我的今天。小時候懵懂，並不介意，現在回頭，卻驚出陣陣冷汗。我想人之初，能得一位嚴師教誨，該是多麼幸運。
紙船燒了幾個清明，我便外出讀書。清明裏，或在學堂或在單位，絕少有機會回我的母校。十五年之後，我終於混出個人模狗樣，能在清明回家祭祖。我突然記起我的老師來，我看見牆根下那塊燒黑的印記，眼前便有了老師的音容笑貌。我久違了我的老師，心中的一片純淨，已讓塵世的瑣碎奪去。我仰天長歎，頭上正飄著一朵白雲，形如帆船，朝著老師走的那個方向駛去。真是天解人意，十幾年來，同學們像灑出去的豆子，各自為生計忙碌，何曾想到過早逝的老師？是冥冥上蒼，填補了我們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