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的命》已經出版了三個月，這時候來寫創作談，和剛剛完成小說時的感受肯定會有一些出入，甚至還有不誠實的嫌疑。但是，深呼吸，穿越，我盡量複原寫作時的情景。
三年前，我想我應該寫一部長篇了。前二十年我隻寫了兩部長篇小說，它們是《耳光響亮》和《後悔錄》。第三部寫什麼呢？我開始在書房徘徊。有一個現成的題材，推理的，但我猶豫了很久沒下筆，原因是我想寫一部更現實的、更有力量的。
首先想到了“拚爹”，這是我久久不能釋懷的現象，也是天天必須麵對的現實，我注意它很久了。讀書，看病，找工作，處處都在拚。有好爹的一路順風，沒好爹的自認倒黴或趕緊認個“幹爹”。現實中“爹”聲連連。我想起了遙遠的少年時期，那時物質匱乏，我連買一雙白球襪的錢都勿有，經常站在縣城體育用品商店的玻璃櫃前，像現在寫不出小說那樣徘徊彷徨。後來讀了魯迅的文章，才知道欲做一個作家必先學會“徘彷”。
可是，在我饑餓和絕望時，徘徊彷徨解決不了問題，腦海裏曾一度炸裂：“為什麼我就沒有一個當幹部的爹？”雖然這隻是一閃而過的台詞，但它在我的腦細胞上留下了劃痕。這個念頭沒有第二次出現，它被深埋了，特別是在我通過自身努力獲得成績之後，但在構思小說的深夜，它冷不丁地冒出來了，嚇我一身冷汗。原來“拚爹”不是今天的產物，而是人性的基因。
有了這個確認，我便下了寫這個小說的決心。我需要一個人物，這個人物就像我那些沒有離鄉的同學，他們經常站在自家屋前伸長脖子瞭望。他們曾經雄心勃勃，充滿幻想，可是現在卻隻能伸長脖子瞭望。瞭望誰呢？瞭望他們進城打工的孩子，瞭望他們曾經的夢想。每次回村看到這樣的人物造型，我的心裏就酸酸的，就想他們這輩子是沒法改變了，但是他們的下一代能改變嗎？少數能改變，但大多數還得重複父輩的生活。很不幸，他們的爹隻懂得伸長脖子瞭望，卻幫不了他們升學、找工作。他們若要改變，一部分靠個人奮鬥，另一部分靠出現奇跡。我像他們的家長一樣，琢磨如何才能出現奇跡，想來想去，就有了後來汪長尺的辦法，那就是把孩子變成有錢人的孩子，自己做個影子父親。
這個靈感是逼出來的，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所說：“靈感既不是一種才能，也不是一種天賦，而是作家堅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們所要表達的主題達成的一種和解。”
我給這個人物取了一個名字，叫“汪長尺”，後來有讀者問這個名字是不是取“命有八尺，不求一丈”的意思？我沒有回答。這個人開始他有尊嚴，甚至還有傲骨，但慢慢地尊嚴和傲骨都被削掉了，是現實把它們削掉的。為了讓他“最後一送”合情合理，我冒著巧合的危險，把千千萬萬個“屌絲”遇到的困難都加在了他身上。麵對重重疊疊的困難，他曾經堅持，寧可自己一身“黑”，也要讓父母、妻子和孩子幹幹淨淨，可是他做不到，慢慢地妥協了。他填高考誌願時曾經想“幽他們一默”，結果他反被現實幽了一默。然而，不可否認，他是一個曾經幽默過的人，是一個想用自身的努力來改變命運的人。
小說發表之後十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說1988年，有兩對同卵雙胞胎在哥倫比亞波哥大的一家醫院同時出生，因為醫院的一個失誤，把他們四個搞混了，兩個家庭以為是異卵雙胞胎，就這樣各領了一個自己的和一個別人的孩子回家撫養。在城裏長大的兩個孩子一個成了工程師，一個成了會計師，而在鄉下長大的兩個孩子都成了屠夫。今年7月這四人見麵了，被錯抱到鄉下的那個有錢家庭的孩子成了屠夫，而鄉下被錯抱到城裏的那一個則成了會計師。這不就是“篡改的命”嗎？這個新聞恰恰發生在《百年孤獨》的作者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家鄉，難怪他要用魔幻的手法來描寫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