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有關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呼聲很高，以至於每年的10月份，我都要想起“狼來了”的故事。今年，當我們還以為是故事的時候，莫言真的獲獎了。
他獲獎不算意外，而是遲早的事。他也並不是因為獲了這個獎才優秀，其實早就矗在那裏了，隻是文學圈外的人不去關注而已。由於他的獲獎，對文學一向冷漠之極的媒體、朋友和同事們頻頻向我發問，紛紛邀我入飯局，弄得好像是我獲了獎似的，怪不得莫言要關機。鑒於對莫言的尊重，本人極不願意此時急猴猴地跑出來“放炮”，以免給人“廣告植入”的印象。但黃祖鬆先生反複電聯，說我是從《廣西日報》副刊出來的，應該在副刊上就這一喜事發表看法，或者說說跟莫言的交往。我能拒絕嗎？隻能半推半就。
《紅高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莫言小說。當時，我剛從河池師專畢業，分配到家鄉天峨中學任教。這部小說的想象力、野句子以及對“親人”的“醜化”才能，一下就把我震懵了。這和我熟知的中國小說大不同，聽覺、視覺和味覺稀裏嘩啦齊上陣，小說天馬行空，嚴重刺激我的神經。我想： 一個滔滔不絕者為何取名“莫言”？
後來，凡是看到他發表的中短篇小說，我都會找來一讀。從他的小說裏，我能汲取寫作的角度、語言的放縱、想象的奇崛、批判的膽量、民間的智慧和感人的溫度……毫不誇張地說，他的中短篇小說就像一記重拳，落在我胸口的力量絲毫不亞於他獲得諾獎這一消息的衝擊。他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發表的時候，我曾經為這個牛逼的標題激動過，但由於篇幅太長，終是沒有看完。
第一次見到他是在遼寧《當代作家評論》主持的長篇小說對話會上。十個作家與十個評論家對話。那時候他已經在練書法了。我們去參觀遼沈戰役紀念館的時候，他在紀念簿上題了兩句話，第一句是肯定，我記不得了；第二句是警醒：“屍橫遍野俱是農家子弟。”這第二句一下就拉近了我跟他的距離，因為我們都是農家子弟。他對農民的感情，由此可見。之後，在法蘭克福的書展上、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會上我均聽過他機智幽默的發言。他在飯桌上不太講話，但一站在講台上立刻妙語連珠。
他獲獎不僅僅是因為接地氣和貼近人民，因為很多作家也接地氣也貼近人民，卻不能獲獎。他的長篇小說角度都很新穎，比如《檀香刑》寫人怎麼折磨人，比如《生死疲勞》寫人死後投胎變成動物，一變再變，變了好幾次，卻從來沒忘記自己的故事，比如《蛙》巧妙地切入計劃生育這一敏感題材……他是題材的切割高手，可以用精、準、狠來形容。他同時也是敏感的，不管是麵對曆史或是現實，所以他的小說才一部接一部，而且都保持在水平線之上。最最重要的是他對寫作的堅持。在純文學作品被讀者大麵積拋棄的情況下，他沒有去寫劇本，沒有去做房地產生意，沒有去腐敗，而是始終堅守在小說的陣地上。按他的名氣，完全可以不用寫那麼多，但是他沒有偷懶。
因為他的獲獎，一下就治好了中國作家們的“諾貝爾文學獎焦慮征”，也兼治了中國人的“諾貝爾獎綜合症”。五到十年之內，中國作家們可以安心地寫作了，不必再為這一獎項喧嘩與騷動。他的獲獎，也許能讓全世界的出版界認真打量中國的文學，也許能像當年馬爾克斯獲獎引出“拉美文學熱”那樣引出“中國文學熱”。當然，我說的是“也許”，因為莫言隻有一個，他沒法用自己的才華來平均中國作家的水平。
不管媒體和讀者怎麼貶損中國文學，但中國文學的主力軍一直在認真寫作。因為這些人的堅持，我們看到了文學的希望。在舉國上下都為超女、好聲音歡騰的現實麵前，因為莫言的獲獎而暫時轉移了大家的注意力。多麼希望大家對文學的注意力能夠持久一些，多麼希望我們就此迎來對思想和內容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