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軍裏印象
如果一個陌生人要在一群人裏找一個教授的話，那他準會把鄭軍裏給揪出來。原因是他長得太像教授了，或許他就是按著教授的模子長的： 標準的五官、標準的不苟言笑、標準的舉手投足。在這個教授都長得不像教授的年代，在這個絕對不以貌取人的社會，鄭軍裏教授偏偏就像個教授，不給別人一點點意外。
但是，他的畫卻不像他的外貌那樣溫和。畫人物，不是一個眼睛高就是一個眼睛低；畫動物，不是腿短，就是身長。反正總之，他畫得人不像人，馬不像馬，就那麼幾點，就那麼一坨，把墨汁當錢存，舍不得在紙上哪怕多潑一點點。然而，隻要你的目光不小心落到他的畫上，就一定會像皮鞋粘住口香糖那樣被粘住。你會發現在幾團顏色和斷斷續續的線條裏，有人的準確狀態，有馬的奔騰氣息，一種叫做氣勢或者意境的東西漸漸產生、撲麵而來。這便是鄭軍裏的畫，他把別人在山水、花鳥畫裏的大麵積留白，放到了人物和馬的身上，把卡夫卡小說裏的變形誇張搬上了中國宣紙。當某些畫家還在為畫得不像而摔杯子砸碗的時候，鄭軍裏卻敢於向“不像”大膽地邁進，追求神似形不似的散文效果，變形誇張到有點兒無厘頭。他用畫再次證明畫就是畫，不是生活再現。
千萬別懷疑鄭軍裏的基本功，他可是地道的學院派，先習油畫，後學中國畫，擅長工筆人物，一看就知道是嚴格學過素描的。他不是化肥催生的禾苗，而是在南寧街頭慢慢長起來的樹，年輪細密，材質過硬。具體的表現就是他曾經被這個世界驚嚇，曾經有過挫折和打擊，就像樹沐浴風雨。十歲那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由於兩派武鬥，城市的上空不時響起
劈劈啪啪的槍聲。喜歡書法的父親不讓他出門，他就和哥哥鄭軍健（後來成了書法家）躲在家裏練字、看畫。這個對無數家庭造成過傷害的運動，讓他有了足不出戶的理由，給他盡早接觸書畫作品的機會。為了躲避不長眼睛的子彈，他擁有了臨摹書畫的大把時間。對於幼小的心靈，隻要有個妖魔鬼怪嚇著，都會激發靈感，更何況是近在咫尺的槍聲。在極端的環境下，他畫畫的靈光偶爾一閃，立刻就引起了他母親的驚訝，於是托人給他找了一個畫畫的啟蒙老師——徐傑生。那時候，畫畫並不熱門，老師要碰上一個真愛畫畫的學生，比現在買彩票中獎的概率還低。因此，徐老師遇到愛畫畫的鄭軍裏，其興奮程度絲毫不亞於鄭軍裏遇到他這個老師時的興奮。鄭軍裏的基本功就是在徐老師這打下的。
當時的鄭軍裏隻是把畫畫當業餘愛好，並沒有膽子把它當成職業。他的命運還得跟隨形勢，畫筆和畫夾不得不陪伴他來到插隊的地方。在這裏，或種菜或插秧，幹的全是農活。每天晚上，別人因為體力透支睡得鼾聲四起，但是他卻冒著讓上帝發笑的危險偏要思考。他看不到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反而加倍地覺得孤獨、無奈，甚至對未來一片茫然。要不是因為畫畫這點兒愛好，他就不知道如何打發雞鳴狗叫的長夜。宿舍的泥牆上，貼滿了他抄寫的魯迅詩詞，掛滿了他畫的農民素描。白天，他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識青年；晚上，他是個用畫畫解悶的彷徨者和孤獨者。為此，他被點名批判，說他有成名成家的思想。彷徨者和孤獨者身上又多了一份挫敗感。
凡是成功的人，都會毫不吝嗇地肯定童年的不幸、命運的挫折，他們甚至高喊“感謝生活”的口號。如果我們不承認弗洛伊德的理論，那麼，生活的磨難就一定是藝術的催化劑。假如沒有槍聲的刺激和插隊的挫敗感，我就很難理解鄭軍裏身上那股勃勃的生機，以及他內心強烈的藝術衝動。
插隊兩年後，他被南寧市文化局抽調，跟一些會畫畫的人畫“解放廣西”係列，他的作品參加了廣西美展。1977年，他考上了廣西藝術學院美術係。這時候，比他肚子更餓的是精神饑渴，比做學長更渴望的是藝術長進。他有一種強烈的不滿足，卻又不知道去哪裏抓食，隻能從新雜誌的封二、封三上，了解那麼一點點外麵的信息。但是，這點點信息滿足不了他龐大的精神之胃。於是，他找朋友，請他們用照相機拍下四川美院和中央美院的畫作，然後把底片寄到廣西。往往底片一到，他就連夜衝洗，生怕慢一兩秒鍾看到那些畫，就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底片帶來了當時中國最前衛的畫作，也有力地衝擊了他的觀念。他再也坐不住了，用餅幹當正餐，沒日沒夜地畫，就希望能像中國趕超英美那樣趕超別人。回憶那段用功的經曆，現在他都還佩服自己。他說到目前為止，他用來畫畫的時間，起碼是現在美術係學生畫畫時間的三倍。他又一次證明，即使再聰慧的人也必須勤奮。
他的新觀念和紮實功底為他贏得了機會。1982年，中國畫研究院在各地選拔優秀畫家進京學習，他被選中。這個班一共二十人，由著名畫家黃胄帶隊。因為黃胄的關係，他們在故宮和中央美院附中幸運地看到了部分曆代著名畫家的原作。那才叫真正的大開眼界！曾經學習的範本近在眼前，甚至可以臨摹；曾經景仰的大師，比如黃胄、葉淺予和蔡若虹就有身邊，可以當麵請教。忽然置身於這樣的環境，鄭軍裏不僅僅是陶醉，他還感覺到了壓力。他知道憑經驗、憑技術都畫不過人家，唯一可拚的就是廣西少數民族題材。學習半年之後，他回到廣西，立即就組織幾個畫家到南丹的白褲瑤地區體驗生活、寫生。鄉下的食品如何難吃，跳蚤又如何欺負他就不必說了，關鍵是他在這裏看到了山民的粗放和野性，找到了適合他藝術表達的對象。這是個特殊的文化時期，中國敞開國門，各種藝術觀念像八麵來風，打得藝術家們暈頭轉向。但是，很快，作家們紛紛把寫作視野投向荒郊野嶺，尋找文化之根。導演們掉轉鏡頭，瞄準了沉默的大地。特別是廣西廠的導演，他們正在為拍《一個和八個》、《黃土地》做準備。各種藝術門類在沒有紅頭文件、沒有領袖號召的情況下，全都步調一致地投身鄉野，尋找對抗外來文化的力量。鄭軍裏與他們同步，這標誌著他擁有了跟全國畫家一起賽跑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