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用一個令人感覺舒服的謬論來安慰自己,隻要在博物館裏保留一件展品就足矣。我們忽略了一則清晰的曆史名言,如果想要拯救一個物種,就必須在很多地方拯救它。

我們需要關於小齒輪和輪胎的知識,需要大家都意識到這一點,然而有時候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多的東西。《森林和河流報》在社論的刊頭,曾經把這種東西叫作“對自然物品的高品位”。在培養“對自然物品的高品位”方麵,我們是否取得過任何進展?

在湖區各州的北部,我們還剩下了一些狼。每個州都在懸賞消滅狼群。除此以外,各州可能還要請求美國漁業和野生動物署在狼群控製上提供專家服務。然而,無論是這個機構還是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都在抱怨,在越來越多的地區,鹿的數量超出了牧草的承載能力。林務官抱怨說兔子數量太多,對當地造成了周期性的破壞。那麼,為什麼還要繼續滅狼的公共政策呢?我們用經濟學和生物學來爭論這樣的問題。哺乳學家堅持認為狼是自然用來限製鹿群數量的手段。獵人反駁說他們會殺死多餘的鹿。再爭論個十年就沒有狼可以拿出來供他們爭論了。就這樣,一個自然資源保護的觀點被另外一個給抵消了。

在湖區各州,我們為自己的森林苗圃而驕傲,也為我們在補種曾經的北部樹林時所取得的進展而自豪。但是在這些苗圃中仔細打量,你會發現這裏沒有雪鬆,也沒有美洲落葉鬆。為什麼沒有雪鬆?它長得太慢,鹿要啃食它,榿木也壓製它。沒有雪鬆的北部樹林並不會使林務官沮喪,事實上,雪鬆已經因為缺少經濟效益而被清除出樹林。

基於同樣的理由,山毛櫸也被清除出了未來的東南森林。除了這些我們主動從未來的植物群中刪除的物種,我們還必須增加一些由於外來疾病而退出植物群的樹木:栗樹、柿樹和五針鬆。認為任何植物都是單獨的實體,然後基於各自的表現去禁止或鼓勵它,這是健全的經濟學嗎?這樣做對動物、土壤以及作為一個有機體的森林的健康又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對自然物品的高品位”認為,經濟問題是一個需要進行單獨研究的問題。

作為保羅?班揚的後裔和受讓人,我們既沒有弄明白我們對河流的影響,也沒有弄明白河流對我們的影響。我們去掉州林場的原木上的節結的時候,使用的力氣多過技巧。

我們徹底地改變了生物流,我們不得不這樣做。食物鏈現在不再從橡樹和須芒草開始,而是從穀物和紫苜蓿開始,經由牛、豬和家禽,而不是麋鹿、鹿和鬆雞,之後流入農民、摩登女郎和大學新生而不是印第安人。查一查電話黃頁或者政府機構的花名冊,你就知道食物鏈的這個流程是多麼的龐大。這個生物流的食物流程可能比前班揚時代要大得多,但奇怪的是科學從來就沒有對此進行過測量。

馴化的動植物在新的食物鏈中韌度不夠,不足以充當鏈接。它們需要人工養護,這種養護由農民在拖拉機的協助以及農業教授這種新型動物的支持下進行。保羅·班揚的木材修補技術是自學的,而我們現在有教授站在岸邊提供免費的技術指導。

每一個馴化的動植物對野生動植物的替換,或者人造水道對天然水道的替換,都伴隨著土地循環係統的一次再調整。我們不明白也無法預見這些再調整,我們也意識不到這些再調整,除非後果實在是太糟糕。不管是總統為了修建運河而重建佛羅裏達州,還是某位農場主為了自己的養牛場而重建威斯康星草原,我們總是忙於新的修補工程,而無暇思索重建的後果。這麼多的修修補補都沒造成嚴重的後果,這似乎證明了土地有機體是多麼的年輕而富有彈性。

生態教育給人的訓導之一,就是人是獨自生活在一個滿目瘡痍的世界裏。對於土地所承受的眾多傷害,普通人幾乎都視而不見。生態學家必須使自己冷酷無情,相信科學的後果與自己無關,或者必須變身為醫生,親見一個群體死亡的印記,與此同時,這個群體還自認一切尚好,並且不想聽到相反的說辭。

政府告訴我們,我們需要控製洪水災害,於是他們漸漸地對我們牧場上的小溪進行拉直的改造。負責這個項目的工程師告訴我們,改造後的溪流比以前能應付更大的洪水災害。然而在改造的過程中,我們失去了古老的柳樹。從前的冬夜裏,貓頭鷹曾在這棵柳樹上鳴叫,而正午時分,牛群曾經在樹蔭下驅趕蒼蠅。

水文學家已經證明,小溪蜿蜒曲折是水文係統發揮其功能的必要組成部分,而洪泛區則是河流的一部分。因此,生態學家明確地指出,我們應該減少對環河的河道改造。

我現在用兩個標準來評價生態新秩序:一、能否維持土地肥力?二、能否維持多樣化的植物群和動物群?土壤在開發的初始階段動植物生命呈井噴式增長。拓荒者們因為糧食豐收而感恩,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然而同時出現的還有野生動植物的繁榮。原有的植物群中也增添了二十幾種能產糧食的水生植物。土壤仍然肥沃,景觀則因為一片片的可耕地和牧場而變得不同。開拓者所說的野生生命的繁茂就是這種多樣化的部分反應。

新陳代謝旺盛是新開發土地的特征。這可能代表了正常的循環,也可能代表儲存肥力的燃燒,即生物熱。我們不能叫生物群像人那樣咬住體溫計以測試這種熱度是否正常,我們隻能在事後通過它對土壤造成的影響來作出發熱與否的判斷。生物熱有什麼樣的影響呢?每英畝的糧食產量保持穩定,耕作技術的巨大進步也隻能抵消土壤的消耗。在一些地區,比如風沙侵蝕區,生物流已經縮減到了可操作點之下。保羅?班揚的後裔已經搬遷到了加利福尼亞,改行去釀造“憤怒的葡萄”。

至於多樣化,當地之所以還有動植物群殘留下來,那隻是因為農業還沒有找到摧毀它們的方法。現階段農業的理想是純粹農業,純粹農業是指食物鏈的唯一目標是獲得經濟效益,一切不符合經濟效益的環節都予以清除,這是一種農業世界的德國統治下的和平。另一方麵,多樣化指食物鏈為了達到穩定、高產和美觀的目的,而令野生的和家養的動物和諧相處。

誠然,純粹農業希望重建土壤,然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所做的隻是引進動植物和肥料,卻看不見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構建土壤原有的動植物群。難道穩定是可以用引進的動植物來合成嗎?運來一袋袋的肥料肥力就夠了嗎?這些都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沒有人真正知道該怎麼辦。證明純粹農業可行的是東北歐,那裏除了人以外,一定程度的生物穩定性得以保持,雖然也存在著大規模的人造景觀。

證明純粹農業不可行的則是做過嚐試的所有別的地方,包括我們這裏。此外還有進化這個不言而喻的證據。在進化的過程中,多樣化和穩定性相互緊密交織,就像同一個事物的兩個名稱。

我曾經有一隻獵鳥犬,名字叫古斯。當古斯找不到野雞時,它對田雞和草地鷚產生了抓捕的激情。對不甚滿意的替代品所產生的這種熱情,掩飾了它找不到目標的真相,也減輕了它內心的挫敗感。

我們這些自然資源保護專家的情形與古斯相似。大約30年前,我們便試圖說服美國的農場主們要預防火災、植樹造林和保護野生動植物,可惜收效甚微。我們幾乎沒有林地,也幾乎沒有土地私有者自願進行林區管理、獵物管理、野花管理以及汙染和水土流失的防治。

很多時候,私有土地的濫用情況甚至比我們介入之前更糟。如果你不相信,不妨看看加拿大草原上焚燒的秸稈,看看格蘭德河衝走的肥沃的泥土,看看在帕盧斯丘陵、歐紮克地區以及愛荷華州南部和威斯康星州西部的河口所形成的縱橫溝壑。

為了減輕這種失敗給我們內心帶來的挫折感,我們也找來了自己心目中的替代品。我不知道是誰最先捕捉到了它的氣味,我隻知道每一個同行突然之間都對它產生了一種熱情。我自己也是如此。這種替代品其實就是一種觀點,那就是,如果私有土地者不對自然資源進行保護,我們就建立一個機構來替他保護。

和草地鷚一樣,這種替代品有它的優點。看上去似乎成功了,在這個機構能收購下來的貧瘠的土地上,保護的效果令人滿意。問題在於,我們缺乏一種機製,一種可用來阻止私有良田變成貧瘠的公共用地的機製。減輕我們內心真實的挫敗感也有著危險,它會令我們忘記我們還沒有找到一隻野雞。

恐怕草地鷚不會提醒我們這一點,它隻會因為突然變得重要而感到高興。

考慮到受利益驅使而破壞土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人們會產生猶豫,從而拒絕為了恢複土地而放棄對土地的破壞。我傾向於相信,我們高估了謀利動機的施展餘地。對個人而言,建造美好家園有益處嗎?令孩子們接受高等教育又有益處嗎?沒有,這兩件事幾乎都沒有益處,可我們卻都做了。事實上,這些是構成經濟體係基礎的倫理和美學前提。一旦人們接受了,經濟力量就會將社會機構的一些小部件進行整合,令它們和諧相處。

在這些孩子必須生活於其中的土地上,尚不存在這樣的倫理和美學前提。孩子是我們在曆史的名冊上留下的簽名,土地隻是我們掙錢的場地。迄今為止,隻要紅利足以送年輕人上大學,哪怕農場上溝壑縱橫、森林破壞殆盡、小溪受到嚴重汙染,它們的主人也不會受到社會的譴責。不管土地受到什麼樣的困擾,政府都會采取補救措施。

我想我們已經找到了問題的根源。自然資源保護教育必須建立的,是土地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以及一種普遍的對土地機製的求知欲,然後才是對自然資源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