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麥肯齊認為，城市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從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一種循環。在一定的自然資源和生產技藝條件下，一個城市社區可以在規模和結構上發展起來，直至其人口與該經濟基礎相適應為止。城市人口與其資源之間的這種平衡狀態會一直維持到一種新因素的出現，比如更為先進的新工業。不管是哪種因素影響了城市的平衡，城市內部都會出現新的調節循環運動，其方式可能是積極的，即城市再次得到發展和擴張，比如歐洲文化型和經濟集約型城市化模式；也可能是消極的，即產生收縮作用，使城市不得不移出一部分人口，重新調節到更適度的基礎上來，如美國中西部散落型城市化模式。這樣都可以使城市再一次達到平衡的狀態。關鍵就在於分析這種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新因素”，從而選擇一種適合本國城市化發展的理念。
（一）中國城市化速度過快
根據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顯示，1995年中國人均GNP為620美元，城市化率為30%，同年人均GNP在500—730美元之間的11個國家平均城市化率為42.5%；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人均GNP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3800美元之間的19個國家平均城市化率為50.8%；中國城市化水平對世界標準模型的偏差在12至21個百分點之間。因此為趕上世界城市化發展水平，1978年以後，在經濟高速增長而城鄉戶籍分隔的背景下，積極發展小城鎮就必然成為可供政府選擇的最佳城市化政策；1993年10月，建設部等6個部委聯合頒發了《關於加強小城鎮建設的若幹意見》，進一步推進城市化進程；2001年5月，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製度改革的意見》，打破城鄉壁壘，加快發展城市化。而這一係列政策的引入就直接導致了從1987年至2004年間城市人口和城市數量的急劇增加。
2000—2005年各大城市人口數量（萬人）變化表
的確，這種快速發展的城市化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這種過快的速度背離了中國城市發展的自然條件和資源條件，也在很大程度上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設置了阻礙。前期的增長不可避免的引起了現在的諸多問題，正如上文所述。
（二）中國城市化著重發展大城市
這種理念的支持者有“大城市成本論”者和“城市天堂論”者。前者認為大城市投資成本低，回報率高，今後我國投資重點應是大中城市，而中小城市投資成本高，回報低，不是發展的重點；後者則誇大城市的積極影響，認為城市是農民擺脫貧困的天堂，農民進城就能富，建城等於為農民建爐灶，農民隻要有城市爐灶，步入小康社會就不用愁。在這種理念的影響下，從1978年至2000年，中國小城鎮由2176個增加到20312個，城市數量由190個增加到663個，其中大城市、特大城市及超大城市93個，其數量非常可觀。而讓人擔憂的是，這種大城市發展論，已經有了“拉美畸形”的色彩，以墨西哥城、裏約熱內盧、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及孟買、德裏（舊德裏）等為代表，其基本特征可用“三個畸形”並存概括：
其一，畸形先進與畸形落後並存。這些超大城市，有先進的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產業、高檔住宅和相應的現代化設施；同時存在著原始手工作坊式的生產、缺少最基本公共設施的貧民居住區、被邊緣化到城鄉結合部的大量貧民窟。
其二，畸形富裕與畸形貧困並存。大企業家、銀行家、高級職員等收入豐厚，可謂腰纏萬貫；而生活貧困特別是生活在貧民窟內的居民，幾乎是一貧如洗，相當多的貧民不得不以乞討為生。
其三，畸形文明與畸形愚昧並存。拉美國家的人口城市化是貧富高度兩極分化的城市化，目前10%的富人占到總收入的60%以上，貧困人口占到總人口的40%以上，其中60%以上居住在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中。這就形成了城市中大量無業和失業的人口群體，城市失業率超過10%，為全球各洲之冠。拉美國家人口城市化的畸形發展，不僅沒有給城市的健康發展注入活力，也沒有給農村和農業經濟的發展創造新的生機，反而成為整個城鄉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國家財政的累贅，社會發展的障礙。
中國目前的城市化，還沒有完全走上“拉美畸形”的道路，產生如此嚴重的影響，但是，從中國城市化產生的社會問題來看，其發展狀況也是不容樂觀的，再繼續這種盲目、無序的發展必然會重蹈拉美的覆轍，這從上文提及的社會問題分析中也略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