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1990）和貝克爾（Gary Becker，1987）的“人力資本”概念，本研究將大學生求職的“人力資本”界定為：存在於每一個體之中，通過投資開發所形成的具有社會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能和健康等質量因素的總和。大學生人力資本的獲得主要是通過對教育的投資和自身努力來實現，受教育水平被當作衡量知識和技能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成為個人在勞動力市場的主要資本。教育水平受到重視是因為教育狀況成為勞動力市場上劃分能力等級的標誌和符號。教育狀況（具體表現在受教育的程度，在學校所獲得各種能力、資格證書，學習成績和社會實踐活動以及工作實習經驗等）在社會地位分化中的意義並不僅局限於它可能成為傳遞潛在生產能力的信號，還包括一些見識、品味、社會關係網絡等影響社會地位評價的信息，而有關這些信息，通過學校經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來的。
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倫理本位”（梁漱溟，1949）為特征的“鄉土社會”（費孝通，1947），即使在改革開放多年後的今天，“新傳統主義”、“庇護依賴關係網絡”（Watson Andrew，1989）依然存在。強調個人以家庭、群體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社會關係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大部分的社會關係在本質上是血緣關係的延伸和擴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繼承性。同時在家庭單位範疇內，社會資本表現為以社會經濟地位為基礎的等級劃分，處於不同社會單位（位置）的個體，擁有不同數量的價值資源和相對權威，也意味著擁有不同存量和不同廣度的社會資本。依據林南（Lin，2005）等人的“社會資本”概念，本研究將大學生求職的社會資本界定為：廣泛存在於個人社會網絡關係中，並能夠被行動者投資和利用的以便實現自身目標的社會資源（家庭背景）。在這個定義中，社會資本隻是包含了個體的家庭背景，具體表現在家庭中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即教育程度、職業和家庭收入。在職業選擇的過程中，社會資本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對行動者的選擇行為施加影響，從而影響到職業地位的獲得狀況。
既然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都對職業地位的獲得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對於高校大學生而言，兩者在求職行為中具有怎樣的作用將成為本研究的關心點。社會資源分布在家庭背景的社會關係網絡之中，父母所處的位置（職業地位，教育水平）給予個人先賦資源。家庭背景初始位置越好，個體行動者越可能獲取和使用好的社會資本，其求職意向越高；人力資本反映了重要的技能和知識指標，其人力資本越豐富，對自己的就業期望值越高。因此，我們認為，高校大學生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綜合狀況對其職業選擇具有顯著的作用。
根據人力資本信號理論，教育作為一種篩選裝置，起著信號的作用。在高等教育普及模式下，大學文憑的信號作用減弱，市場選擇機製將個人的人力資本存量與工作層次兩者相匹配，同時市場選擇過程驅動求職者人力資本存量的流向。所以大學生將就業單位的行政級別和所在地區作為判斷人力資本的“梯度”流向，這一職業選擇的形成充當了衡量人力資本存量的信號功能。這就意味著人力資本水平越高，其在就業市場中越可能占有優勢，相應獲取的職業報酬也越高。同時社會資本理論認為，行動者處於社會網絡結構中的位置越高，越有可能獲得更多更高價值的資源。而對於不同的單位級別，擁有不同數量的價值資源和相對權威，也就意味著擁有不同存量和不同廣度的社會資本。所以大學生擁有的社會資本越充裕，其單位和地區選擇的價值意願就越高。根據以上理論推理，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人力資本越豐富，社會資本越充裕，越傾向於資源較高的單位就業。
假設2：人力資本越豐富，社會資本越充裕，越傾向於在沿海開放地區就業。
根據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為，家庭及個人對高等教育投資最終麵臨的是擇業，而畢業期望月薪就直接預示著家庭聯合生產模型對教育投資回報的期望值。同時教育作為文化資本再生產的重要“場域”，使得家庭的文化資本得以控製、積累和傳承，因此，大學生在擇業上會盡力保持和自己生活“場域”相一致，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其對自己相應的期望值越高，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三個假設：
假設3：人力資本越豐富，社會資本越充裕，其畢業期望月薪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