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過實證發現，高校大學生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情況對其職業選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第一，中國社會單位地位資源含量的差異性，引導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流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然而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改革卻相對滯後，導致勞動力市場處於多重分割狀態。雖然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弱化這些效益，但是再分配經濟的影響依然存在，在勞動力市場分化的同時，各個級別的單位控製著不同的資源，這種“條”、“塊”分割使得社會資源含量在單位之間和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不同的單位和行政級別決定了其在社會結構中擁有的社會權力、社會資源、職工的待遇、福利保障、社會聲譽的含量。正如李漢林（李漢林，2004）所講的，“單位作為中國獨有的一種社會現象，不僅意味著一種‘工作場所’，更多的，它意味著人們所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選擇的一種依賴和寄托。”中國的單位是一種特有的社會結構，它將人們的一切行動和價值觀念“型塑”在這個社會關係網絡中，在深層次上引導處於不同社會單位中人們的社會地位和價值觀念。所以對於大學生而言，他們選擇就業單位，也是在選擇自己未來的生活方式。
第二，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區域“梯度”引導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流向。在改革政策的傾斜下，東部沿海開放城市占有較多資源優勢，經濟飛速發展，而西部和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緩慢。同時城鄉差距也在市場的衝擊下逐漸的拉大。在市場經濟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導引下，資源配置偏好那些優越地區，地區間的工資收入差距在拉大。加之企業分布的區域差異性導致職業流動機會的不平等分布，在大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工作與在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區工作相比，具有更多提升地位資源含量的流動機會和選擇的空間。而人力資本投資作為利益驅動的理性投資行為，投入的教育成本越多，其投資的期望收益率也就越高，大學生對就業地區選擇，表明了人力資本的流動趨向，也表明了我國人力資源在市場機製作用下的結果。大學畢業生就業選擇的極化現象，加劇了高素質勞動力的地區分布和城鄉分布的偏斜，進一步加大了區域和城鄉經濟發展的差距。
第三，本研究結果也證實了人力資本因素和社會資本因素對子女的職業選擇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在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的中國，雖然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父母的職業地位、學曆）仍然對子女地位的獲得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但是人力資本（教育和經驗）的重要性卻在增加。可以預測，在市場經濟不斷完善的情況下，今後大學生的職業選擇中，“先賦因素”（社會資本）隻會發揮補充作用，而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將是個體的“後致因素”（人力資本）。
第四，個體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性，決定了個體在求職意向和目標的不同。但是個體的行動嵌入於社會結構之中，社會結構和階層位置不僅決定了市場中資本類型的差異性和價值程度的差異性，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資本”支配著他們獲得社會職業地位的整個過程及其行動。所以它更強調個人行動與結構位置在資本化過程中的互動，更注重資本化過程中個體的選擇行為。
第五，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由於勞動力市場製度尚不完善，城鄉分割、地區分割的狀態已經成為高校畢業生自由流動和自主擇業的障礙，高校學生就業市場無法實現充分競爭。與此同時，隨著高等學校的不斷擴招，高校畢業生人數逐年增加，致使畢業生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轉型時期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性和高校規模的擴大給了社會資本在高校學生就業過程中更大的發揮空間。作為高校畢業生，應該在充分了解和掌握勞動力市場情況，全力提升自身人力資本的同時，結合自身的社會資本水平，發揮“資本”的能動作用，實現社會資本在就業過程中的應有作用，從而解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