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門市搬遷背後的城市化因素
蘭州大學社會學係 陳文江 周亞平
摘要：本文通過對玉門市搬遷事件背後城市化因素的分析，提出中國的城市化建設已經發展到了一種意識形態化的地步。在政績合法性的模式之下，“城市化”已經成為地方政府追求政績的一個重要的籌碼，同時也開始陷入了政績合法性困境的怪圈之中。這種唯發展主義的單邊導向城市化建設衍生了一係列的嚴峻社會問題，對這種模式做出清醒的認識和保持高度的警覺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關鍵詞：政績合法性 意識形態 城市化
“為發展而發展”已經成為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激情或欲望，卻沒有人看出這種唯發展主義是“癌細胞的意識形態”。
right——愛德華·艾比（EdwardAbbey）
1976年，隨著中國的卡理瑪斯領袖的逝去，標誌著中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模式有了很大的改變，而隨後開始的改革開放則意味著中國在國家的層麵選擇並確立了政績合法性模式。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獲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開始了追求亨廷頓稱之為“政績合法性”的過程：以人民大眾對政府產出的滿意程度來證明、強化政治體統的合法性，亦即以取得推動經濟發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數的實際政策績效，形成了所謂的“政績合法性”。
由於改革開放為廣大人民群眾和中國社會帶來的豐富物質成果，政績合法性模式在這一時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康曉光認為，1978年以來黨執政的合法性主要是通過經濟建設帶來的經濟績效，即政績來體現的。經濟績效給執政黨帶來了“特定支持”，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魅力不再，而法理的合法性資源也不很充足的情況下，政績的獲得對於執政黨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然而，經濟績效的維持並不是人為可左右的，以政績為支撐的合法性基礎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時效性。進入90年代後期，“政績”觀開始出現亨廷頓所說的“政績合法性困境”，即經濟快速發展受到諸多因素限製，但也麵臨著“政績困局”的潛在威脅。一旦執政者的政績水平降低，那就不僅會威脅他們執政的合法性，也會威脅政治製度本身的合法性。此外，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提高，政績合法性建設模式的效果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全球經濟衰退的衝擊，失業率的上升，社會公平問題的突顯，等等，一切可能的因素都將影響政績的實現。而在這種情況下，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政權合法性建設就會開始出現收益遞減的效益，政績合法性困境勢必會影響到政權的穩定。
政績是需要靠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完成的，中央政府除了在宏觀政策上製造出一種激勵的製度和氛圍之外，更需要地方政府將發展的戰略規劃變成實際業績和GDP指標，這樣一來，幾乎每個地方政府都肩負著“戰略性的任務”，需要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製定政績目標，並追求超計劃完成任務。當“現代化建設”成為整個國家的共識並成為全黨全國的中心任務之後，“城市化建設”就開始成為地方政府謀求實現“政績”的十分有效的發展之路，成為政績合法性模式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標。但是，當“政績合法性”模式開始呈現出收益遞減的征兆時，城市化建設就有可能不隻是作為目標，而是作為達成政績的手段。這種行為在中國地方政府運行的過程中，已經開始成為深深嵌入於地方政治目標中的意識形態化行為。問題的嚴峻性在於，在“政績”思想的主導下，地方政府的決策和行為僅僅是圍繞政績展開的，這種“唯政績觀”的結果勢必會導致一種新形式的“合法性危機”。
本文選擇玉門市搬遷事件背後的城市化因素來分析這一發展模式的危機和困境，其中著重呈現城市化因素在玉門市政府搬遷決策中充當了什麼樣的角色，以及在搬遷決策過程中為什麼會放棄科學論證的方案，而選擇缺乏科學依據的方案。以此透視唯發展主義背景下，城市化成為一種意識形態，而其完成政績的軟預算約束手段對公眾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對這種發展模式做出清醒的認識和保持警覺性的反思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