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看到，玉門人的想法並不是一種“虛幻”的空中樓閣，而是建立在對中國社會運行的以往規律進行解讀之上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盡管這種判斷的前提是“發展”和“政績”導向下的城市化建設的熱情，但如果條件具備，這種被“政治化”了的熱情也是能夠產生巨大的能量的。
仔細分析起來人們會發現，玉門市政府就像原來的國有企業，在遷市的決策中首先沒有下工夫考慮城市建設的財政預算，他們也並不是不了解遷市費用不是玉門市所能承擔的，而是在決策的初始考慮中就試圖將這種財政負擔轉嫁給“上級”，這個上級既包括中央政府，又包括省市政府，還包括中石油集團以及業務職能在玉門境內的“垂直管理”的銀行、通訊等企事業單位和職能部門。周雪光在觀察當代基層政權財政運行時曾提出了“逆向軟預算約束”的概念，即無論在宏觀和微觀上，政府都有向轄區裏攫取資源建設政績工程的激勵。在自己沒有充足的財政支持的情況下，轉嫁於下級政權，即從轄區內采用攤派、集資等手段能完成。這就涉及我們國家的公共預算製度。公共預算作為資源配置過程受製度的約束。但是製度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而且發揮作用的主要是非正式製度。前者由法律和法規明確進行了規定，後者則沒有。非正式製度雖然沒有法律和法規的支持，但在某些時期或者某些預算體係中，卻可能是最為關鍵的預算製度。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攤行為受到政府官員追求的目標及其組織能力的驅使，旨在攫取和動員資源，為其提供超出預算計劃的財政收入和擴張。這些不斷突破已有預算限製的行為、預期和衝動表現出軟預算約束的特征。這些政府行為是自下而上地向上級部門索取資源。
在實際的操作中，玉門市政府充分挖掘了作為地方政府的影響力，通過宣傳造勢、倡導遊說等方式廣泛動員社會各種力量為玉門新市建設出力，其中上級政府機關和國家、省屬企事業單位的駐在機構成為他們重點的工作對象，這些機構對地方政府所倡導的辦公、經營或其他公共設施工程項目立項並撥付資金，也成為玉門政府預算外獲取資源的一個重要來源。
正是由於麵臨著資金嚴重短缺的困難，就更需要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設過程中展示出“非凡的”行政、市場和資金運作的綜合能力，而建設項目是否可以在上級政府立項、城市建設能否展示出轟轟烈烈的局麵、是否能夠吸引大量的投資商開展實質性的投資項目就成為展示地方政府能力和績效的有效信號。這種“資源密集型”的城市建設工程同時往往也是地方政府官員建功立業、向上級領導和其他地方領導展示他們政績的有效手段，因此，這種被媒體和普通百姓稱之為“政績工程”式的城市化行為往往會成為地方政府經常采用的發展手段，即使建設的目標得不到相應的預算支持，也要想方設法去實施。玉門遷市和新城區的建設正是在這種理念的驅動下展開的，它已經成為一股強大的激勵力量引導著玉門市政府的行為。在這種力量的驅動下，所謂的“預算瓶頸”自然就成為可以被輕易繞過的“軟約束”了。在這種情況下，玉門也就出現了同國內許多地方一樣的“急功近利的規劃調整，寅吃卯糧的搬遷運動，盲目布局的基礎設施”（周雪光，2005）政府行為，甚至在資金捉襟見肘的情形下仍要搞“豪華搬遷”，從而完成了在“資源型城市轉型”話語的掩蓋下進行城市化建設的“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