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社會轉型與製度轉軌導致成熟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製缺失。從一般意義上講，中國社會風險的累積與中國社會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密切相關。借鑒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分析發現，社會進入現代化的一定階段後，必然伴隨社會風險的增長。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當今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風險是現代性的基本要素，風險社會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征。“現代性正從古典工業社會的輪廓中脫穎而出，正在形成一種嶄新的形式——（工業的）‘風險社會’。”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Giddes）認為，風險概念標誌了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的根本差異。在自然和傳統消亡後生存的世界，其特點是從“外部風險”逐漸向“人造風險”轉移。處在曆史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社會，貝克和吉登斯所說的“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兩種現象是比較明顯的。特別是中國在社會轉型的同時，還麵臨著製度轉軌，因而缺乏成熟、合理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製，這更加劇了中國社會風險的累積：貧富懸殊加劇、腐敗問題嚴重、市場秩序混亂等，並對構建和諧社會構成嚴峻挑戰。
第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利益裂變的壓力。在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國從經濟全球化中既獲得了利益，又麵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利益裂變的強大壓力。經濟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經濟的全球擴展，並且經濟全球化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發達國家處於明顯有利的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則相對處於不利地位。英國學者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等人認為：“全球化是一個深刻分化並充滿激烈鬥爭的過程。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它遠不像整個星球都體會到的那樣是一個日趨一致的過程。”美國學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認為：“西方已經驅動了全球化的日程表，以發展中世界的代價確保它儲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額。”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國的經濟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與環境安全等都麵臨著更多、更大的壓力，相應的也就增加了中國的經濟風險、政治風險、文化風險與生態風險。“現時代人類已經進入世界風險社會。在世界風險社會中，非西方世界與西方社會不僅共享相同的空間和時間——更重要的——也共同分享第二現代性的基本挑戰。”顯然，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也是中國融入風險社會的過程。
從哲學視角考察，風險是現代社會內生的，伴隨著人類的決策與行為，是各種社會製度，尤其是工業製度、法律製度、自然技術和工程科學等正常運行的共同結果；風險是廣泛存在的，並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成為後工業社會的內在本性。特別需要關注的是，“風險社會”或“社會風險”已經不僅僅是一種社會現象，而是現代社會的一個本質特征，它折射著一個“嶄新”時代，因此，需要哲學研究領域和研究範式的深刻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