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價值論視角分析，“社會工程”在消解“社會風險”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風險社會（世界）時代，調整人與自然的關係，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經濟總量是增強綜合國力的基本途徑，但不是唯一途徑。“國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體素質，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民族文化的優越性，國家的人才資源和戰略人才儲備情況，政府的合法性與凝聚力、社會的團結和穩定程度，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等等變得日益重要”。針對中國麵臨的社會風險，德國社會學家貝克認為，“當代中國社會因巨大的神龕變遷正步入風險社會，甚至將可能進入高風險社會。從西方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目前中國可能正處於泛城市化發展階段，表現在城市容納問題、不均衡發展和社會階層分裂，以及城鄉對比度的持續增高，所有這些都集中表現在安全風險問題上”。他認為，“這些僅僅是中國社會風險的次要部分，它的主要部分我認為是信任風險。任何一個社會製度得以維係都需要有不可或缺的兩種關係：一是法律關係，二是倫理的信任關係。這兩種關係不僅是市場經濟存在的靈魂，而且也是社會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動力和保障”。這些社會因素，這些人的關係的因素，在化解社會風險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因此，調整這些社會關係中社會工程的作用也就越來越重要。這些矛盾和問題，或者說這些社會風險僅僅依靠“自然工程”是難以消解的。隻有以調整人與人（社會）關係為目標的社會工程的精心規劃、設計和實施，才有可能理順這些複雜的“人的關係”，才能化解社會工程的風險。
總之，哲學並不是一種給定的、靜止的、抽象的、封閉的理論體係或人們可以一勞永逸地套用的邏輯公式，而是內在於人的生存之中的一種生生不息的理性反思。因而，哲學的問題領域及其研究範式也應當是與時俱進的。風險社會時代，哲學應當由長期以來關注人與自然的關係，轉向對人與人（社會）關係的關注，由對抽象的“物質”的關注，轉向對具體的“實踐”的關注，由對“一般意義上的實踐”的關注，轉向對“工程”，特別是對“社會工程”的關注，“在思辨終目的地方”開啟對現實社會生活——風險社會的哲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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