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媒介還扮演了培養主體意識的重要角色。通過大眾媒介的政治信息傳播，農民更全麵、直接地掌握政策，明確自身的利益。例如“今日說法”是很多農民經常收看的欄目，他們認為這個欄目可以“帶來很多法律知識，很有用”；大眾媒介傳播的文藝、娛樂信息也向農民滲透著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例如，《秋菊打官司》這部影片在被調查對象中深受喜愛。媒介接觸率越高的對象，其主體利益意識越強烈，這一點在“電視接觸頻率與對村民代表大會的關注度”中可以得到證明。
（三）農民的媒介參與度不高
媒介參與度是衡量受眾接觸、使用大眾媒介的重要指標。在這裏，我們用這一指標來反映具備利益表達要求的受眾使用大眾媒介渠道表達利益的情況。數據顯示，無論是鄉鎮企業從業者還是農業勞動者都表現出比較被動的媒介參與意識。
有利益表達需要的農民在通過什麼渠道表達問題上仍然以傳統的方式為主。在對“遇到重要的需要解決的問題”的調查中，政府製度化渠道仍然是最主要的渠道，而極少有人使用大眾媒介渠道。這可能有三方麵原因：第一，東韓村的政治文化較為民主，通過村委會、村幹部反映問題直接有效。第二，農民更多的注意到自身近期利益，在長遠利益與近期利益、群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相互關係上分辨不清，這些利益衝突不必通過大眾媒介渠道反映。第三，農民不知道如何通過大眾媒介渠道表達。我們在調查中當問及受訪對象在自身利益受到損失時是否願意通過該類節目反映問題時，71.2%的受訪對象表示願意。這表明，農民群體已經認識到通過大眾媒介渠道可以表達自身利益。很多人希望通過電視“反映一下”問題，但當問及“怎麼反映”的時候，他們卻有些茫然。
農村受眾不能主動借助媒介維護自己的權利，從受眾角度進行思考，是其對媒介功能的忽略；若從媒介角度檢討，則是在大眾媒介的視野中，農村受眾的“缺位”。
（四）對傳媒缺位的分析
在一個等級化、差序化社會中，社會對環境監測、預報主要有這麼幾種方式：一是社會上層直接到社會底層汲取信息的方式，如古代的微服私訪，現代的調研考察。二是從下而上的上訪等方式。三是通過專門的渠道，如大眾媒介來對環境進行監測。不論是自上而下調研考察，還是自下而上的上訪上書，成本和風險都比較高，而且由於時間空間的限製，這兩種信息汲取往往不全麵甚至不真實。拉斯韋爾在“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和功能”一文中提出大眾媒介具有“監視環境”的功能，即用“新聞”不斷向整個社會及時報告環境的變動。相比較而言，大眾媒介的優勢更為明顯。大眾媒介的優勢在於：一是更加常規化、專業化。大眾媒介伴隨著現代社會發展，自身的專業化、職業化程度越來越高，效率、社會公信度、自律等方麵的表現也在逐步改觀。二是大眾媒介比較中立、客觀，比較容易回避利益雙方之間的主觀性偏見。三是成本較低。媒體分工明確，有利於節約社會成本。
大眾媒介的這些優勢並沒有在農民利益表達渠道構建中得到表現，它的缺位體現在：
一方麵媒介對新農村建設缺乏建設性報道。所謂建設性報道，是能夠對實施農村的現代化起到積極作用的報道。20世紀70年代韓國的“新村運動”中，新聞工作者及作家是參加新村運動培訓的除高級官員與社會精英分子中的第三大類人群，其中大部分是報社、電台或者電視台的管理者或高級職員。這些人對新村運動有了深刻的認識，媒體的宣傳也不僅僅是宣傳運動的成果。“快速方便的大眾媒體……在農民階層中影響著他們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來獲得最大的現金收入，並能趕上城裏人日益增長的生活水平。這使他們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去學習更多關於農產品定價的策略、農產品的市場改革、經濟作物和畜產品的生產飼養技術。”我們渴望看到農民觀念的變革，也同樣離不開媒體對於新農村建設的深刻認識和積極參與。這種建設性作用在我們的媒體中還沒有形成共識，媒體仍然以宣傳新農村建設成果為主要內容。
另一方麵，大眾媒介業界對於農村的關注很少。在為收視率是圖的現在，農民這個最大的群體卻正在失去他們的表達場域。2003年6月，央視推行“末位淘汰製”，《農業新聞》這個為9億農民服務的節目從電視中消失。“到2003年底，我國共開辦廣播節目1800多套，電視節目2200多套，但開辦專業對農頻道的電視台隻有吉林、山東兩家，廣播隻有陝西、山西。在省級電視台中，隻有大約十五六家開辦了農村專欄，與368家注冊的各種電視媒介相比，開辦率僅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