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學者對風險的解讀已不僅僅局限於科學技術領域，而是把視野擴展至更廣闊的社會文化層麵，把風險置於現代化發展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如此才能對當代社會的公共安全危機作出有效的回應。對風險社會的研究有三種不同的視角，因而也有三種不同的應對策略。
1.社會學的視角
風險社會“是指現代社會的一個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社會、政治、經濟和個人的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工業社會中的監督製度和保護製度。”全球生態危機就是“工業社會本身的一個深刻的製度性的危機”，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社會風險。風險至少是伴隨工業社會的產生而產生，但風險社會則是現代化的第二個階段，屬於貝克所說的“自反性現代化”階段。現代化進展的邏輯是理性的，是可控的；而自反現代化的邏輯是非理性的，必然脫離人類的掌握，導致無法預知的結果。也就是說現代化自身邏輯的發展是現代化的自我危害。因而，“貝克和吉登斯建議用一套更具有反思性的、更民主的製度去處理這些副作用和不斷產生的新風險”。
以對現代性知識原則的反省為基礎，貝克倡導對風險社會進行原則性的知識拯救。我國有學者將“原則拯救”、“理論建構”與“全球亞政治”概括為貝克應對風險社會的三個具體舉措。貝克指出，“沒有社會理性的科學理性是空洞的，但沒有科學理性的社會理性是盲目的”。實現社會理性與科學理性的有機融合，是克服當代社會風險的原則指導。在主體作為上，建構以“社會理性擁護者”為基礎的全球“亞政治”，即“特有的對政治決策的個人參與”。貝克認為，現有的所謂民主政治實質上已經成為一種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深刻文化霸權、深層偽民主。以社會理性為知識基礎的“社會知識行動者”的普遍聯合，以削弱以工具理性為知識基礎的“科學知識行動者”力量，從而實現對全球風險社會的真正知識應對。
2.風險的人類學文化理論視角
斯科特·拉什等人用風險文化的思想來解釋風險社會的概念，提出了與貝克不同的解釋。他沿著瑪麗·道格拉斯和威爾德韋斯《風險與文化》的思路指出，在當代社會，風險實際上並沒有增加，也沒有加劇，相反僅僅是被察覺、被意識到的風險增多和加劇了。人們之所以感覺風險多了，是因為他們認知程度提高了。他們從文化的角度解讀了三類風險：即社會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自然風險。自然風險包括對自然和社會所構成的生態威脅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副作用和負麵效應所釀成的風險。拉什認為，社會結構的變革和變遷或者說主要是經濟領域的變化，為風險文化的上升趨勢構築了基礎。不確定的和已經被察覺和認知的風險，與道格拉斯和威爾德韋斯所承認的風險相比，顯得更普遍。
斯科特·拉什認為風險社會總是與製度聯係在一起，風險文化卻總是處在反製度性的社會中，與不重要的邊緣形式相聯係。這是因為風險社會概念預先假定了一個確定的等級秩序和製度定式。這種秩序和定式承認風險的傳播依靠程序性的規則和規範，因而人們可以運用製度性的和規範性的治理手段對各種風險予以控製。因此，拉什等人主張運用風險文化取代風險社會的概念。風險文化的預先假定是一個需要自然調節的不確定性的無序狀態。風險文化的傳播依靠其實質意義上的價值，人們依靠一些帶有象征意義的理念和信念來控製風險和治理社會。斯科特·拉什認為，風險文化“將不再是基於對其他人未預料後果的反應，而主要是承擔自身造成的風險的責任”。
3.風險研究的管理學視角
在經濟管理理論領域，過去的所謂風險管理，就是通過社會控製，使風險最小化，在各種風險選擇中，選擇最能夠被社會所接受的風險。也就是說，人們普遍把風險看成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客觀現象。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風險管理理應是一個技術性的程序，像現代生活的所有方麵，可以通過目的和手段的理性計算來進行，通過采用簡單的、邏輯的步驟序列就可以去識別並管理風險。但在現代風險社會裏，風險的性質正在發生轉變：人們行為選擇的不確定性愈加突出；而建立在“理性行動者範式”基礎上的風險管理技術，已難以控製新型的社會風險。“總體來看，以往對風險的研究是按照理性主義的途徑進行的，它的推論基礎是建立在專家的科學測量以及計算是最精確的這一基本預設之上”。
風險社會理論使風險管理的視角發生了很大變化，“不確定性”、“高風險擾動”成為頻繁出現的風險管理的新概念，人們用一套新的概念體係來分析新型社會風險，以應對群體、組織、社會政策和社會運動的挑戰。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正逐步成為一種新的技術手段。表麵看這是對過去“理性行動範式”的反思，但實際是要建立一種新的“新理性行動範式”。“許多現代風險問題中利益非常大、不確定性很強。這樣，我們需要一種新科學來提供可信而有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