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是個世界性的話題。其中，日本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和“造村”運動、韓國的“新村”運動、印度克拉拉邦的“人民科學運動”和“人民計劃運動”、法國的振興農業農村運動，與中國新農村建設有更多的相似性因而對中國更具借鑒意義。
一、中外新農村建設的背景
（一）相近似的國家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
日本和中國一樣，都屬於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國家。日本人口超過了1億，但陸地麵積隻有不到38萬平方公裏，耕地麵積僅占世界耕地麵積的0.4%，人均耕地麵積隻占中國的3/5。日本不僅自然資源短缺，而且作為二戰的戰敗國，戰後經濟一片凋敝、蕭條。然而，在上世紀60年代末，日本經濟就超過英國、法國和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強國。
戰後日本經濟短時期內得以騰飛，固然與美國的扶持與援助分不開，與戰後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有關，而日本政府製定的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則是決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說，通過優先發展重化工業，以此帶動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日本經濟“奇跡”產生的重要因素。但這種優先發展重化工業的經濟發展模式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片麵追求發展工業，其結果是造成“農輕重比例關係失衡”，引發工農收入和城鄉差距拉大等問題，直接後果是農村人口尤其是以青年層為中心的人口大規模離開鄉村，流向城市。加之農村地區的生活和社會基礎弱化，農村出現蕭條。於是，日本政府就於1956年提出農村建設構想與實踐。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決策層基於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判斷，認為工業化是國家現代化的標誌，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即工業化的目標，實施了“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為確保國家工業化，優先發展工業，我國采取了農業支持工業，剝奪農業的辦法為工業積累資金。僅通過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一項，學者估計，截止到1978年，農業為工業積累資金7000—8000億元人民幣。上世紀50年代的戶籍管理製度，又人為地將中國劃分為城市與鄉村，以致改革開放以前的1978年，8億人口在農村，連基本的溫飽吃飯問題都難以解決。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經濟發展戰略，雖然為國家工業化、現代化打下了底子，奠定了一定基礎，但客觀上卻造成農業增長乏力，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後，農民生活多年未得到大的改觀。
（二）相近的城鄉差距拉大
韓國是我國的近鄰。在上世紀60年代以前，一直是落後的農業國。自1962年以來，韓國開始推行以工業化為中心的五年經濟發展計劃，經濟發展進入騰飛期，但隨之而來的是城鄉差距拉大。雖然當時韓國城鄉差距遠遠不及中國現在的程度，但其“三農”問題的症狀幾乎和中國一樣。首先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1962年，韓國農戶的年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了1970年，農戶收入下降，僅是城市居民收入的61%。而且當時，全國農村人口中經營不足1公頃耕地的農戶占67%，這些人的年均收入不到城市居民的50%。其次是農村基礎設施弱化。農村道路、生產條件及居民住房等居住條件，社會發展差距加大。農業機械化程度低、農村教育落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減少城市與農村的經濟發展差距。韓國“新村”運動正是基於這一背景而產生。我國無論是在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上，城鄉基礎設施上，還是社會發展上，正視城鄉差距、解決城鄉差距成為關係中國小康社會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
（三）相同的“三化”問題
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日本農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差、農村基礎設施落後和農村青年對未來的農業和農村失去信心等，在日本農村，以青年層為中心的大規模人口離村，農村出現“空心村”、農業出現“兼業化”，農村勞動力構成出現“老齡化”。如以“一村一品”運動開展得比較突出的大山町為例，1960年總人口為6186人，1975年減為4701人。由於人口急遽下降，大山町與日田市合並。農村年輕人的流失導致農業從業人口嚴重不足，後繼無人，其直觀反映就是農業勞動力平均年齡的逐漸增大。根據統計，從1965年到1998年，日本農業從業人口中65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由13%上升到66%。日本從1967年開始了業界稱之為“第二次新農村建設”。70年代末，發起“造村”運動，通過產業振興衰敗的農村。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工業化、城鎮化及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戶籍管理製度的鬆動，農業比較利益太低，農村富裕勞動力逐漸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大量以男性青壯年勞動力為主的轉移方式，也使我國目前同樣出現“消失了”的村莊，農業勞動力以老人、婦女為主，農業“兼業化”的現象。農業發展後繼乏力。
（四）麵臨糧食安全問題
素有“歐洲中國”之稱的法國，曆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麵與中國有著極為相似的特征。直到19世紀中葉，法國仍然是一個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農業大國；19世紀下半葉，法國雖然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發達的現代化工業大國，但直到1960年，法國農村依然落後：農村消耗的能源主要通過燃燒薪柴、煤炭、動物糞便和生活垃圾等產生，這種簡單的燃燒方法不僅產生的能量有限，資源消耗也相當大，還造成環境汙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進入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但農業發展滯緩，城鄉差別進一步擴大，出現了從農村向城市的大規模移民潮，農村曾一度無人耕種，整個國家麵臨嚴峻的“吃飯問題”，不得不進口了大量的糧食和食品。為了振興農業和農村，法國自1960年以來製定並貫徹實施了一係列有利於農村可持續發展、農業生產條件改善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法規政策。
就我國而言，同樣存在“吃飯”問題。雖然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我國糧食產量多年連續增產，尤其是1998年達到創紀錄的5.1億噸。但此後糧食產量連續下滑，2000年，糧食產量下跌為4.6億噸；2001年，下跌為4.5億噸；2003年，糧食產量進一步下跌為4.3億噸。從2004年起，國家對農業進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糧食連年下滑的勢頭才得以基本扭轉。但我國糧食供求將長期處於緊平衡狀態，加之耕地數量逐年減少，水資源短缺，糧食品種結構性矛盾加劇，種糧比較利益偏低，全球糧食供求偏緊，我國糧食安全的風險依然存在，糧食安全麵臨嚴峻挑戰，都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通過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力保糧食增產農民增收，改變農村落後麵貌，建設新農村。
二、國外農村建設的實踐及成效
在推進農業發展和農村建設取得顯著成效的國家中，韓國、日本、荷蘭、丹麥、德國和澳大利亞具有代表性。與美、英、法等國不同，他們都是以小農場經濟為主的國家，都是在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以國家投資為主導，調動社會各方麵的力量，進行農業和農村的基礎設施改造，帶動新農村建設並各自形成特色。
【資料1】韓國“新村”運動帶動城鄉經濟全麵協調發展
韓國國土麵積9.9萬平方公裏，耕地168萬公頃，人口4770萬人。20世紀70年代韓國政府倡導和興起了“新村”運動，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本世紀末收到了明顯成效。1970年韓國的農業人口為1440萬人，農業總產值隻有77.7萬美元；1997年農業人口減少到450萬人，農業總產值增加到2844.7萬美元；農業創造的增加值由1970年的58.3萬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2009.7萬美元。2001年，農業人口的比重下降到7.7%。1970年農戶平均收入為248.54美元，1998年達到19897.10美元，並且在此基礎上逐年穩步增加。實現了一個發展中國家農村的跨越式、超常規的發展，也實現了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
【資料2】荷蘭依靠科技創新發展優質高效農業創造了奇跡
荷蘭的國土麵積3.39萬平方公裏，人口1622萬，直接從事農業的人口僅占總人口的2%。但荷蘭卻是位列美國和法國之後的世界第三農產品出口大國。1980——1999年，荷蘭農產品的淨出口值從44億多美元上升到142億多美元，甚至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2002年，荷蘭農業及其相關的加工、運輸、銷售產業創造的增加值為526億美元，農戶的平均收入達到5.36萬美元。荷蘭的農業奇跡得益於正確的農業發展戰略，主要是走重視科技、優化結構發展高效農業的道路。正是由於對科技創新的高度重視，才使得荷蘭從傳統農業弱國發展為現代農業強國。
【資料3】丹麥重視發展高效創彙農業取得顯著成效
丹麥位於歐洲北部，國土麵積4.3萬平方公裏，耕地255萬公頃，人口539萬人，屬於人少地少的國家。丹麥長期致力於發展高效創彙農業，農業經營向高度集約化、專業化、企業化的方向發展並超出預期目標，成為強質農業、高效益創彙農業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建設的典型代表。
丹麥人均肉類占有量世界第一，豬肉出口世界第一，1998年人均肉類占有量達到417公斤。近幾年來，豬肉出口保持在70萬噸以上，創彙在22—23億美元，一直在歐盟和世界高居首位。
丹麥的人均穀物占有量居世界首位。1998年達到了1766公斤。丹麥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牧草種子出口國，牧草種子馳名全球，草種占世界份額的20%。丹麥的勞動生產率處於世界先進水平，1998年農業勞動者占總人口的4%，生產的肉類占世界的0.92%，穀物占世界的0.45%，人均GDP排名多年都進入世界前五名。2002年人均GDP達3.27萬美元。
【資料4】德國“城鄉等值化”建設農村效果明顯
“城鄉等值化”是德國新農村建設最具代表性的模式，是指通過土地整理和村莊更新等方式使農村在生產、生活質量上與城市逐漸消除差異，實現與城市生活相同等值的目的。“城鄉等值化”建設最早從德國巴伐利亞州開始，包括片區規劃、土地整合、機械化耕作、開發農產品項目、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修路、發展教育等很多項措施，通過改善村莊生產、生活條件，發展生態農業，保持傳統文明使農民與農村共同發展，因此被稱為“巴伐利亞經驗”，以後逐漸向其他州和國外傳播，收到較好的效果。各國的許多自然村建設得益於“巴伐利亞經驗”。我國的山東省與德國巴伐利亞州在南張樓村也在開展這一項目的合作，可以說是新農村建設的一種獨特嚐試。“巴伐利亞經驗”為我國新農村建設中探索創新和試點建設提供了參考。
【資料5】澳大利亞以粗放與集約並存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
澳大利亞是資源豐富而人少地多的國家，其農業平均單位麵積產量和載畜量都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較低的土地產出率卻造就了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全國2400多個各類生產合作社，有十來戶組成的，也有上千戶甚至幾千戶組成的，形成了以粗放和集約並存提高生產率為主的農業發展特色。2002年，澳大利亞每個勞動力人均生產小麥65噸、大麥34噸、高粱1480噸、大米3.3噸、油料7.8噸、糖原料13噸，農業勞動力人均GDP高達47362美元，勞動生產率比美國高51%，比英國高155%。澳大利亞農業發展的成功實踐對我國生態農業建設和西部地區農業和農村發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三、新農村建設的國際經驗
（一）重視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在新農村建設中，政府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麵：
一是積極倡導並大力推動新農村建設。一般而言，在世界各國實現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中，農業和農村在發展上總是落後於工業和城市，其結果是限製了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要打破這種不協調的局麵，必須通過政府出麵積極倡導農村改革與建設來實現。韓國掀起“新村運動”就是政府為了改變工農業發展嚴重失調、城鄉之間的差距急劇擴大的狀況由政府主導的“致富“運動。日本“造村運動”的出發點也是以振興產業為手段來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使逐漸衰敗的農村重新振興起來而由政府倡導的。
二是對農村建設必須有科學的規劃。韓國的“新村運動”發展到今天已經經曆了六個階段，政府對每一個階段都規劃有明確的目標。韓國所實施的“新村運動”的項目及其進程，都是由專家經過周密研究後設計的，是用現代科學和理念決策的產物。美國也從1990年起建立州農村發展委員會，每一個州農村發展委員會都有自己的戰略規劃，確定了委員會成員齊心協力地提高農村居民生活質量的方法和措施。
三是政府必須對農村建設提供製度和機製上的保障。韓國政府為了支持“新村運動”，中央政府在運動之初成立了由內務、農林、工商、建設、文教、郵電、經濟企劃院等部門行政官員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道、直轄市、市、郡、麵、邑、村也成立了相應機構，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組織領導體係。
四是政府提供物力和財力上的支持。韓國在啟動“新村運動”之初，無償向全國35000個村莊提供了大量的水泥和鋼筋，用於房屋改造、道路鋪設、橋梁修建等項目。在後續階段，繼續進行財政支持，僅在1971年至1978年的財政預算中，農村開發項目費用就增加了7.8倍，中央和地方財政投資合計增加82倍，1994年政府和民間投資額高達110000億韓元。法國政府為了農村改革和實現農業現代化，對農業經營者提供優惠貸款，20世紀70年代中期，法國政府提供的農業貸款總額高達900億法郎，利率比一般的利率低一半左右。對於與農業相關的工程如水利、電力、道路、農業基本建設都給予直接或間接的投資支持。德國也從20世紀50年代起對落後的農業區采取投資補貼、撥款、農產品價格支持、低息貸款等措施，加速推進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發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為了增加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社區公共事業建設的投入，解決農業發展資金不足的問題，早在1930年就建立了“補助金農政”。“補助金農政”就是指日本政府把推行農業政策所必需的經費（人員經費、材料費、補助費、補助金、委托費等）列入財政預算，交付給執行政策的地方公共團體、法人、個人或其他團體，以求農業政策的落實。“補助金農政”包括兩個部分內容，一是無償的財政性投入，二是有償的政策性融資。無法回收的項目靠政府財政投入，能夠回收的項目靠政策性金融。所謂政策性金融，是指由政府出資組建的金融機構，向政府希望發展、但在商業性金融市場上難以籌措資金的產業部門融資。政策性金融與普通商業性金融的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兩點上：一是融資期限比較長，可達20年甚至30年以上；二是利息低，其利差由財政補貼（曉海，2006）。在上世紀70年代的“造村”運動中，日本政府也沒有減少對農業的財政投入，除直接進行農產品價格補貼外，還建立農產品價格風險基金，農民和政府各出資30%和70%，由農林水產省負責管理。當農產品供過於求導致市場價格下降時，基金會大量收購以消化過剩部分，促使農產品價格回升，保護農民利益；當農產品供不應求導致價格上升時，基金會則賣出儲備的農產品，促使價格回落。同時，投入巨資加大農村基礎設施，為農業經營者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