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婦女問題專題研究(1 / 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出現眾多的“婦女問題”。這些問題更多的是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代價與結果在婦女這一性別群體上的“折射”。關注農村婦女生存中存在的問題,客觀分析她們發展麵臨的主要困難,不斷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才能有計劃、有重點地推動農村婦女發展,踐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一、農業女性化問題

80年代以來,隨著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我國農村富餘男性勞動力持續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農業生產出現女性化趨勢。農業女性化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經曆過的經濟現象,但在中國,由於農村婦女在農業生產、國家糧食安全、緩解貧困、農民增收中的獨特作用和對農村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影響,這一問題更具特殊性與重要意義,需要引起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

(一)農村婦女參與農業生產的曆史

傳統的中國農村和農村家庭,長期沿襲著“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分工模式。按照貝克爾的分析,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也許是獲得家庭福利目標函數最大化的一種有效途徑(貝克爾,1987)。廣大農村婦女雖然從未脫離過農業生產勞動,但在人們看來,農村婦女隻不過是生活在農村的農戶家庭中的女人們,扮演的角色僅僅是丈夫的妻子和孩子的母親,她們在農業生產領域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事實是,農村婦女從未脫離過農業生產勞動。

據史料記載,在大約6000年前的半坡母係氏族公社中,女性就率領遠古人類采擷耕作,從事原始農業和手工業。當時男子從事動蕩不定的狩獵活動,婦女們負責采集和照管家務。在長期采集野生植物的過程中,婦女們逐漸掌握了植物生長的規律,發明了農業。半坡遺址發現的粟粒和菜子,說明半坡人的生產活動以農業為主。半坡人的生活來源主要依靠婦女所從事的原始農業。

在封建社會,農村婦女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她們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根本沒有任何社會權利。繁重的不計報酬的家務勞動和撫養孩子占去了她們的大部分時間,但她們也沒有離開農業生產活動,隻是她們在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從事的家務勞動一樣並不被社會所承認。

新中國的建立摧毀了封建主義的政治經濟基礎,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及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占中國婦女3/4的農村婦女與男子一樣分得了土地,由此從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定位中走了出來,開始以獨立的個體參加農業生產勞動與農村建設。20世紀50年代初,就有約50%的適齡婦女參加了田間勞動。有的省份如陝西、黑龍江等高達80%~90%。至50年代末,全國95%的農村婦女參加了農田勞動。盡管新中國成立後農村婦女參與農業生產不是主動、自覺自願的必然選擇,而是基於政治激勵、國家政策號召,通過行政力量推動的結果,但結果使農村婦女從家庭走向了社會,對家庭的經濟貢獻日益明顯。

(二)農業女性化問題的產生

國家發改委2003年公布的研究報告顯示: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中國,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婦女占農業從業人員的一半以上,而且這一比例一直呈上升趨勢。1990年,婦女占農業從業人員的52.4%,2000年上升到61.6%。2006年全國婦聯公布的對全國近萬名婦女參與新農村建設調查數據表明,74.3%的農村婦女參加農業生產勞動。陝西省婦聯的調查顯示,農村婦女“在家務農”的比例為73.1%,與全國調查數據基本一致。重慶市部分區縣婦女勞動力占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則接近80%。婦女勞動力創造了我國農業總產值的60%以上。

客觀地講,農業女性化是伴隨著我國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而出現的必然結果。農村男性青壯年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轉移是導致農業女性化的直接動因。但這一問題出現與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1.傳統的兩性分工的影響

女性在傳統的性別分工中主要承擔家務勞動,負責全家人的生活起居,照顧老人和孩子。至今,這一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尚未發生根本改變。女性在家務事的拖累下不能外出就業,即使有外出機會,但在老人生病、生小孩等情況時也必須提前回家。而男性主要負責家庭的生產等經濟性事務,賺錢是首要任務。而目前,除務農收入外,農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外出打工。尤其在中西部經濟落後的農村,務農是保障家庭經濟生活的基礎,而外出就業相對於在家務農而言是一種更具有發展性的事情。因此,多數農村家庭在“保障”與“發展”的選擇中,家庭決策的結果是婦女選擇了“保障”,男子選擇了“發展”。男性外出,女性留守。

2.農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

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其受教育程度呈正相關。在全國婦聯對萬名農村婦女生活狀況調查的數據樣本中,農村婦女受教育狀況是: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最高,占50.6%;“大專及以上”僅占1.2%。較低的學曆限製了女性外出就業的機會,使她們缺乏外出就業的能力。較低的文化程度,也使女性對外出就業缺少自信,不願意選擇外出打工就業。

3.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

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巨大的城鄉差異,農民工低水平的工資,使農民工家庭遷徙成本太高。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仍未實現學者所講的“家庭整體轉移”,而以個體轉移的方式進行,加之現有的土地製度的掣肘(主要指農村土地不能完全流轉及土地製度的保障功能),這就使農村婦女在勞動力轉移中明顯滯後於農村男性勞動力。據全國第二次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公布,2006年,全國共有農業從業人員34874萬人,農村外出從業勞動力13181萬人,其中男性勞動力占64%,女性占36%。

如今,農村婦女不僅要扮演傳統的主持家庭的角色,而且還替換了原本屬於男性主導農業生產的角色。特別是在中西部經濟發展落後的地區,由於水田、旱地、灌溉等自然農業條件較差,加之基礎設施匱乏,導致勞動力為改善生存生活條件,增加收入不得不大規模向東部發達地區轉移。並且,隻要城鄉二元分割的現實繼續存在,隻要城鄉一體化的體製和結構障礙得不到消除,農業女性化的趨勢仍將會持續甚至加劇。

在現階段,無論從農村勞動力的構成來看,還是農村婦女在農業生產中所發揮的作用來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擔都客觀地落在了農村婦女的肩上。農村婦女能否擔當此重任,學界有不同認識。有學者認為,由於近年來農村轉移出去的勞動力是新農村建設的骨幹,留下的婦女、老人及兒童(俗稱的386199部隊)不能稱之為真正的勞動力,新農村建設缺乏主體力量,由此否認農村婦女的作用。我們在陝西省渭南市的調查中也發現,農村20—45歲左右的年富力強、有文化、有技術、有見識的青壯年農民大量進城務工。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的地區,也出現農忙季節勞動力不足問題,但農村老人多數仍在參加勞動,而農村婦女不僅在農業生產中發揮了主力軍作用,也是“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的創造者,同時是基礎民主管理的積極參與者。其作用與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容忽視的。但問題是,農業女性化不僅對農村婦女自身產生重大影響,更重要的是對我國糧食安全、貧困地區農民脫貧解困、農民增收產生重大影響。從長遠看,還直接影響農村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唯此,在新農村建設中,各級政府必須高度重視農業女性化問題。

(三)農業女性化的影響

從目前來看,農業女性化使農村婦女的生產生活壓力明顯加大。在一些山區,大部分婦女要獨自承擔將近5畝到7畝地左右的農業生產。而半數以上的婦女表示“一個人難以單獨承擔農活”。身體不好的婦女,生產中遇到的困難更大。因此,她們一般是通過減少耕地種植麵積或將土地暫交他人管理的方式來維持簡單的、傳統的農業生產,以管理粗放作物為主,加之她們家務繁重,投入農業勞動的時間少,導致農作物長勢差,生產效益低。有時因照顧患病的老人或撫育繈褓中的孩子,出現農田荒蕪現象,直接影響了農業生產。

從發展的角度看,由於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農村富餘勞動力短時期也不可能實現以家庭整體轉移為主。因而,可以預見,農村婦女在未來農地經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並對國家的糧食安全、緩解貧困和農民增收具有極其重要影響。

1.農業女性化對中國糧食安全具有重要影響

我國農業發展的突出問題是人地不足的壓力。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農業耕地呈繼續減少的趨勢。據資料顯示,目前我國耕地麵積已減少1.2億畝。盡管計劃生育政策有效地降低了農村人口生育率,但每年仍以10%左右的速度遞增。耕地減少與人口增長所造成的人口對資源和環境壓力迫切需要不斷提高土地產出率才能形成有效的食品供給。由於農戶人口增加和農村土地調整使得農戶家庭經營規模不斷減少。家庭分工的結果又使得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男性勞動力流向城市和經濟發達的地區,而把不利的行業——農業留給了婦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能有效解決農村婦女目前在農業生產中所麵臨的各種約束條件和限製因素,如缺資金、缺技術、缺信息等,將不利於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2.農業女性化對消除農村貧困有重要影響

中國的貧困主要表現為農村貧困。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中國政府的不懈努力,中國農村貧困規模整體上呈下降趨勢,貧困發生率由1990年的9.4%下降為2005年的2.5%,但現在仍有1300萬貧困人口集中於偏遠山區,脫貧難度大。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的調查,2004年,中國貧困戶人均收入中有68.4%來源於第一產業。這說明迄今為止,農業收入仍然是貧困農戶收入的主要來源。但90 年代以來,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農業和鄉鎮企業發展的需求製約日益凸顯,農業對農民增收的貢獻能力出現了趨勢化的弱化,農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問題突出。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對於中國中西部貧困地區的農戶擺脫貧困有著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擴大農村貧困地區的農戶和農村婦女獲得生產性資源的渠道,並提高婦女的發展能力將有利於促進貧困地區農戶盡快擺脫貧困。

3.農業女性化對農民增收有著重要影響

世界銀行一項研究表明,如果女性能夠獲得與男性同等的教育,農業產量將提高7%~22%。單獨提高女性小學的受教育水平,將提高農業產出24%。但至今,農村婦女獲取資源與機會仍大大低於農村男性。隨著中國農產品供求格局的根本性改變,迫切需要通過戰略性結構調整解決農產品質量問題。從農業戰略性結構調整的內容看,調整種植業品種結構,發展畜牧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等,都需要相應的技術體係作為支撐。也就是說,依靠科技進步提高降低農產品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產出和效益,發展現代農業,是中國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但無論是新品種的推廣,新技術的應用都要通過農戶來完成。這就對農村婦女的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作為農業主體力量的婦女,需要掌握許多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術,否則,她們就不會操作農業機械,也難以知道種什麼,如何種;施什麼肥,施多少,何時施肥;如何銷售自己的產品等。也就是說,優質、高效、生態、安全農業的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擴大,農產品競爭力的增強,都迫切需要提高農村勞動力特別是婦女勞動力的素質。她們素質的提高,對中國現代農業的推廣、對提高土地生產率和家庭收入的意義重大。

4.農業女性化對農村水土資源的合理開發和永續利用有重大影響

我國人口多,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弱。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能源、水資源、土地資源、礦產資源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生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尤其在中西部地區,生態環境更具脆弱性。我國農村有4.8億婦女,70%的家庭種植和養殖業是由婦女承擔的。她們不僅是食物、燃料飼料及飲水的主要提供者,也是管理者,同時還是主要的食物生產者。因此,婦女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是否具有環保意識,能否兼顧環保的要求,開源節流,她們的生產決策能否切實保護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資源,她們是否積極參與水土流失治理,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非常關鍵。由於女性孕育生命、哺育後代的性別角色使她們對孕育萬物的大自然有著本源的聯係,更能深切地感受到環境惡化給自身及子孫後代造成的苦果,因而她們會更關注人類的健康與生存環境,她們在環保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上以獨特的方式參與,並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實地調查中我們發現,在對西部實施的旨在解決山區缺水及保證村民衛生用水的“大地之愛·母親水窖”項目推廣中,農村婦女的積極性明顯高於男性。在清潔燃料的使用方麵,對建沼氣池,婦女的積極性更為明顯。究其原因,是由於大多數家庭的廚房勞動主要由婦女完成,而農村千家萬戶在用煤。資料介紹,10公斤煤產生的二氧化硫是0.24公斤,導致農村婦女肺癌發病率較高。而“沼氣池”建成後既可節約煤炭、木材等資源,又有利於環境保護,因而得到農村婦女的普遍歡迎與積極參與。

另外,婦女在植樹造林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全國婦聯特別將婦女確定為植樹對象,並啟動造林項目動員婦女參與。2003年,1.2億婦女參與了“讓綠色覆蓋大地”活動,植樹160萬公頃。陝北普通農村婦女牛玉琴,15年治沙11萬畝,被聯合國譽為“地球保姆”。可見,農村婦女對推動中西部農村生態係統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很強的影響力,是新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主要倡導者和推動力量。

5.農業女性化對農村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產生舉足輕重影響

農業女性化意味著農村人口結構的變化,留在農村的婦女成為勞動力的主體。由於農村婦女普遍文化素質偏低,這就導致農村勞動力文化水平下降,農業技術和管理水平下滑。從長遠看,農村婦女勞動力文化素質的高低,還直接影響農村人口可持續發展和對農戶子女的教育與培養。

(1)農村婦女勞動力良好的身體與文化素質,有利於減輕農村土地與人口增長的壓力,有利於農業可持續發展。實踐證明,農村婦女的生育決策是否科學,她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從優孕優生兩方麵會製約人口出生質量和人口規模。健康素質和文化素質高的母親,其自身的健康狀況較好,更容易掌握科學的優生優育知識,這為健康孩子的出生奠定了自然基礎,提高了出生人口子女的身體素質。資料顯示,我國每年殘疾兒童出生率為4%~6%,總數高達80—120萬,且近年呈升高態勢。而大部分殘疾兒出生在農村。這固然與環境惡化有關,但婦女缺乏保健知識、生育知識、健康素質較低則是重要因素。世界銀行組織的研究表明,婦女受教育的時間每增加一年,其生育率可降低5%~10%左右。婦女文化素質越高,受“傳宗接代”“多子多福”等傳統觀念的束縛就越小,生育子女的數量就越少,對孩子的性別偏好也越低(指生男孩的偏好),從而有利於克服我國已存在的嚴峻的新生兒性別比失調(指每出生100個女嬰,所對應出生的男嬰比例)。同時,婦女文化素質高,還可以推遲農村婦女結婚年齡,縮短生育期,使繁衍後代由盲目的自發行為變為有計劃的自覺行為。因而,提高農村婦女素質,包括女童受教育的機會,將會大大降低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保障農村出生人口的質量。

(2)農村婦女勞動力良好的文化素質,直接影響農業後備勞動力的素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孩子生活的第一環境。自有史以來,我國婦女重視家庭教育的範例就廣為流傳。如“孟母斷機杼”、“嶽母刺字”等,都說明母親對子女成長的影響。研究表明:婦女的文化程度與子女的文化素質呈正相關。我們在農村的實地調查中也發現,婦女的文化受教育程度對子女身體發育、知識的獲得、能力培養、品德的陶冶、個性的形成至關重要。我們調查問卷顯示:農村婦女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的,對子女的期望值較高,希望子女“上大學”,走出“山村”“農村”;她們教育子女的方式多以談話溝通為主,子女學習成績不好時,也以鼓勵為多,子女在學校表現良好。而婦女文化程度是小學的,認為反正是農民的孩子,上大學又供不起,還“不如早早回來種地”。她們教育子女時多以打罵為主,或“顧不上管”,認為隻要孩子“不學壞就行”。子女在學校表現一般。我們在高校通過對一些正在讀博士的學生的典型訪談,他們給我們提供的信息同樣表明:母親的文化程度、為人處世方式、與鄰裏關係,對自己品行、個性形成意義重大。

(四)政府應對農業女性化的措施

正是由於農村婦女在我國農業生產、糧食安全、農民脫貧解困、農民增收及農村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麵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農業女性化就不僅僅是關係“當前農村”發展的問題,更是關係“未來農村”發展的問題;不僅僅是關係農村婦女自身發展的問題,更是關係我國現代農業及新農村建設成敗的重大問題,是新農村建設中需要引起全社會尤其是各級政府高度重視的新問題。

1.從政策層麵解決婦女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勞動者是生產力的核心要素。要確保農業生產、國家糧食安全,就必須著力提高農村婦女的文化知識水平。麵對農村婦女整體受教育水平偏低,女性受教育條件較差的局麵,政府必須從公共政策的層麵加以解決。如,在新農村建設的政策製定、規劃中體現性別意識,在資金、項目上向婦女傾斜,幫助農村婦女解決農業生產中的困難和壓力,通過加大對農村婦女的教育與培訓,使她們成為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的新型女農民,才能真正發揮農村婦女在中國農業生產中的主力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