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站在時代的高度，既尊重曆史，又不囿於曆史，創作出具有豐贍的曆史內容和鮮明的現代意識的曆史劇目，一直是戲劇創作中一個引人矚目的課題。從1962年史學界、戲劇界關於“史”與“戲”的大論戰，到今日形形色色的創作主張和異彩紛呈的藝術實踐，給我們提供了全麵思考曆史題材劇目創作的理論參照係和舞台成功或失敗的範例。借助這些創作理論，透視諸多的藝術現象，有益於在較深層次的領域裏摸索到問題的真諦和精髓。本文正是擬從陝西省第二屆藝術節所薈萃的一批曆史劇目創作的得失出發，主要從藝術實踐的視點切入，來討論有關曆史題材劇目創作的幾個問題。為了不至於分散筆墨，遊離主旨，本文僅著重分析《西湖遺恨》、《秋鴻傳詔》、《女皇與公主》三出曆史劇目的創作。
?（二）
《西湖遺恨》是陝西省戲曲研究院青年實驗團新近推出的曆史秦腔劇。有人以為“遊西湖”的故事早在秦腔戲中顯露不絕，而《西湖遺恨》又是由20世紀50年代風靡一時的《遊西湖》改編而來，因此將其歸入秦腔傳統戲之列。我以為，無論是從劇中所豁透出來的那段曆史情由來看，還是從改編本清晰的主旨著眼，都有充足的理由將《西湖遺恨》放到曆史題材劇目這個大範疇進行考察。
明萬曆年間周朝俊著的戲曲傳奇《紅梅記》，取材於瞿佑《剪燈新話·綠衣人傳》。劇中有賈似道侍妾李慧娘因遊西湖顧盼裴禹而被賈殺害，鬼魂同裴相會，救裴脫難，並與賈麵辯等情節。全劇雖然以雙線結構展示了裴生與李慧娘和盧昭容的婚姻始末，但通過李慧娘同裴生邂逅，萌生愛情，卻被權奸賈似道殘暴殺死，慧娘的遊魂終同裴生結合的動人描繪，傳遞出暴力可以殺死生命，但不能撲滅愛情的主題。這個富有積極浪漫主義色彩的故事自然得到後人鍾愛，近現代劇壇不斷有根據《紅梅記》改編的佳作問世。建國後，馬健翎同誌將《紅梅記》改編成秦腔《遊西湖》。改編後的本子摒棄了裴盧婚姻的才子佳人俗套，突出了李裴愛情的主線，高揚了慧娘的反抗精神，全劇的思想性明顯升華。從《遊西湖》到《西湖遺恨》，可以說是在保留原戲的精華和風格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站在時代的高度來觀照曆史，實現了藝術上的又一次突破。《西湖遺恨》中，李慧娘不再是賈似道的侍妾，而是作為禦史之女出現，同賈沒有了半點幹係。同時，李裴的愛情主線也由過去的一見鍾情改為兩人青梅竹馬，自小相愛。這一改動，為深化主題注入了全新的內容。《遊西湖》裏，慧娘作為賈的侍妾，偶遇裴生，一聲情不自禁的“美哉！少年”，遂遭殺身之禍。這樣處理，固然也能夠激起觀眾的同情和憤怒，然而李裴之情畢竟帶有某種偶然因素。站在封建衛道的立場，賈似道之舉，或還可能找出強詞奪理之由。《西》劇中的慧娘偕裴生為父上墳，與賈似道毫不沾邊，可仍遭賈的搶掠殺害。這就清晰地透視出原本屬於必然性的愛情硬是被暴力活生生摧毀的血淋淋事實，從而撕光了可能蒙在賈似道臉上的最後一塊遮羞布，將他的凶殘嘴臉赤裸裸地傾瀉於觀眾麵前。有了這樣的鋪墊，在愛與恨的經緯交織點上，李慧娘那正義的複仇之火（哪怕是借助鬼魂）燃燒得越熾烈，觀眾心裏就越痛快。同時，《西》劇著意將裴生由一介普通書生升華為太學院直言敢諫的愛國誌士。他之所以遭到賈似道的迫害，主要是因為他敢於當麵痛斥賈的弄權誤國。顯然，這就突出了全劇的愛國主義成分，豁透出深厚的曆史感，烘托出李裴悲劇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的凝重意義。
如何在舞台上把握好表現“鬼戲”的分寸，是曆史題材劇目創作中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遊西湖》無疑是一出鬼戲，作為改編本的《西湖遺恨》不可能完全沒有了“鬼”的形象。《西》劇的可取之處在於它成功地運用了自己的藝術實踐，為準確地表現鬼戲蹚開了一條路子。“鬼怨”一場，慧娘的鬼魂形象，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手法的產物，迸放出強烈的正義複仇之劍。淡藍色的燈光下，星月慘淡，寒風襲人，身著縞素的慧娘鬼魂從牡丹花叢中悠然飄起。一腔“怨氣騰騰三千丈”，傾注了對封建統治階級罪惡的深仇大恨。一聲“紅梅花下情難忘”，喚起了觀眾對李裴愛情悲劇的深切同情。這種完全是由劇情進展的線索和人物性格深化的需要，引出“鬼”的形象，固然是《西》劇值得讚許的做法。而別出心裁地展開一幕九天玄女向慧娘贈送寶扇的場景更是生花之筆。這場戲絕不僅僅隻是借助現代特技的運用，以烘托劇情愈臻熱鬧紅火，更重要的是九天玄女的出現，猶若一根彩練精妙地把人、鬼、神的活動融會到一起，在鬼戲中熔鑄進“神話”劇的成分，從而啟迪觀眾萌生美好奇詭的聯想，淡化甚至淹沒“鬼”的形象可能輻射出來的副作用。另外，《西》劇的結尾通過連接李裴二人的一條帛帶的斷裂，不僅在悲愴欲絕的氛圍裏，酣暢淋漓地完成了整個悲劇，而且在尊重觀眾欣賞習慣的同時藝術地提醒人們：“救得裴生出虎口，陰陽兩分難久留。”昭示了唯物主義的科學理性。
深刻的主題需要濃墨重彩的藝術手段來完成。《西湖遺恨》將“贈梅”、“遊湖”、“搶親”等情節一筆帶過，少用筆墨，同時卻加強了“鬼怨”、“冷房”、“殺生”這些關鍵性的場次。不僅賦予故事情節以新的意境，而且“立主腦”、“減頭緒”，結構緊湊、精練，有“戲”則長，無“戲”則短，特別是將“殺生”與“複仇”凝為一場處理，更是有利於把慧娘那堅貞剛毅、英勇高潔的藝術形象凸現出來。《西》劇中無論是唱腔設計還是遣詞造句，也無不有利於豐富人物的個性和心理活動。尤其是男女主人公的大段演唱，或激越高昂，或情真意切，或凝重深沉，頗具勾魂攝魄的魅力。在充分保留傳統藝術中諸如“吹火”、“臥魚”等絕技的同時，《西》劇創造性地多方借助現代藝術成果，調動燈光布景的奇譎變幻，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局限舞台藝術的時空概念，使得人物行動更趨自由，表演更顯逼真，場景更加集中，收到強烈的藝術效果。
當然，人們在欣賞了《紅梅記》、《遊西湖》的基礎上，有理由對《西湖遺恨》要求得苛刻一些。從這個高度來看，《西》劇難免有不盡完美之處。首先，在曆史關係與現實生活透視方麵，《西》劇的整個思路還不是那麼清晰，所關照出來的人物關係曆史感也不夠濃烈。其次，人物性格略顯單薄，點化人物典型性格的細節也顯藝術功力不足。這一點在第一場裏表現得尤為明顯，如賈似道為一隻蟋蟀而誅殺無辜，就不一定符合這個官至極品、老奸巨猾的權奸身份。最後，就一台本戲而言，《西》劇的劇情結構稍顯簡約，缺乏那種莎士比亞式的情節生動性和豐富性，一定程度地影響了戲劇效果。
?（三）
一位為了傳送血詔而忍辱負重、曆經千辛萬苦的女子，在完成了崇高的使命後，卻又被逼為了維護帝王宮廷的尊嚴，在封建禮教的戕害下，自斷舌頭傾倒在金碧輝煌的朝殿上。這是寶雞市人民劇團創作上演的秦腔曆史劇《秋鴻傳詔》的最後一幕。這出劇，借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變”為矛盾契機，試圖以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用深沉的曆史筆觸，來構築濃烈的悲劇氛圍，從而編織起撕裂人心的曆史悲劇。
魯迅曾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秋鴻傳詔》正是這麼一出撕裂人心的悲劇。劇中的主人公琵琶女秋鴻跟隨被金人擄走的宋皇趙佶來到金邦後，一直念念不忘國破家亡的慘痛，無時無刻不思念著自己的故裏。昏聵的宋徽宗趙佶盡管貪生怕死，但在金人的肆虐淩辱下，有時內心也不能不湧起怨和悔的波瀾。在秋鴻的激勵下，他寫下了要兒子趙構北進迎他的血詔。秋鴻義無反顧地擔起了傳詔的重任。由於宋家王朝的腐朽窳敗，傳詔從一開始就不可避免地蒙上了悲劇的陰影。隨著劇情的衍生拓展，陰影愈來愈濃。扮成牧羊女的秋鴻輾轉來到燕山，正遇上金邦燕王威逼趙佶妻韋後從嫁。秋鴻深明大義，舍己從人，挺身替代韋後赴虎穴狼窩。值得注意的是戲中的這麼一個細節：感恩不盡的韋後要認秋鴻為女，可秋鴻堅辭不受。這看來纖淡的一筆，卻濃縮著以後韋後無情的伏線。戲似看山不喜平。正當觀眾為秋鴻的命運擔心之際，劇情陡地一轉，陰霾驅散，陽光絢爛，受盡艱辛苦難的秋鴻，終於來到了抗金名將楊世鋪的船頭，父女終得相聚。然而，朗朗紅日轉瞬即逝，令人窒息的低氣壓排空而來。宋高宗趙構擔心父兄還國可能動搖自己的皇帝寶座，極端的權力欲“順理成章”地促使他作出殘忍卑劣的決定，將秋鴻父女加以假傳血詔的罪名，關押嚴審。這致命的一擊，不僅使秋鴻麵臨的黑暗比她生理上的雙目失明更為凶險，而且把觀眾剛剛放鬆了的心弦重新繃得緊緊。悲劇必須表現衝突，自黑格爾以來誰都承認這一規律。眼看“山重水複疑無路”，倏地“柳暗花明又一村”。宋金議和，韋後回來了。韋後的出現，無疑是秋鴻傳詔最有權威的證人。但是，出乎觀眾意料，一切都逆反了。天理、國法、人情，無不被維護封建道德的黑幡席卷而去。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的糾葛衝突在秋鴻和韋後的身上集中豁透出來。重新披上太後霞帔的韋後，始終處在感恩與衛皇權、情義與保名節、人性與藏醜史的激烈思想矛盾之中。最終，名節異化了人性，皇權扭曲了人情。秋鴻倒下了，假惡醜扼殺了真善美。然而秋鴻的悲劇性格卻在強烈的戲劇衝突中矗立起來了。她的悲劇性格光彩照人，噴瀉出震撼人心的衝擊波，將那些偽善的封建道德，殘暴的帝王本性，滌蕩得原形畢露。整個戲的魂，戲的主旨，通過秋鴻的悲劇結局得到了升華。別林斯基說得好：“沒有一種詩像悲劇這樣強烈地控製了我們的靈魂，以如此不可抗拒的魅力，使我們心向神往……”斯言誠哉！一個姣好無比的姑娘，硬是被無情無義地從肉體到靈魂全然吞噬了，觀眾心頭怎麼能不燃起痛恨毀滅真善美的封建製度的怒火！秋鴻自斷舌頭，無疑隱含了更多的社會內容。是悲哀，是絕望，是控訴，是抗爭，相信觀眾會替她說出壓抑在心底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