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獵取幸福
個人生活故事
有些獵人是職業化的，對於他們來說狩獵是一種生存手段，有些獵人是偷獵者，有些獵人是運動員，有些獵人是喜歡在閑暇時間背著獵槍四處溜達的人，即所謂的心靈詩人，與大自然的這種交往方式還有許多種。深受這種激情感染，到死都為這種情感所控製的那些獵人，往往是一些很特殊的人，他們應該天生如此，一定從小就獻身於這一事業了。或許會有一些例外，但未必很多，我本人就沒有見過這樣的例外。每一位有經驗的獵人、藝術家、自然主義者和普爾熱瓦利斯基型的旅行家，其嗜好都是在童年養成的，如果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些學者和藝術家所從事的事業，就是他們通過嗜好而獲得的童年體驗。
我很早就開始孜孜不倦地研究我通過自身經驗而獲得的素材，漸漸地，我的腦海裏浮現出一些模糊的暗示，想到了留存在一個文明人心靈中的這種野蠻人本能。有一點我是清楚的，即狩獵的嗜好是與童年聯係在一起的，一位上了年紀的獵人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至死都保存著孩童時期與自然初次相逢時所感受到的魅力。我還記得，小不點兒大的我，手裏拿著弓箭，一連數小時躲在灌木叢中，守候那最小的鳥兒鷦鷯。我射死它們，毫不憐惜，而當我看到一隻被其他人傷害的鳥兒，或是一隻遭到老鷹襲擊的寒鴉幼雛，我卻一定會把它撿起來，照看它。如今，我常常會思考這樣一種兩麵性，我有時想，我們的某些崇高情感也是由鮮血滋養出來的。
弓箭之後，我有了一把弩，後來又有了橡皮彈弓，我用彈弓打麻雀，幾乎百發百中。當然，我的第一件火器還是我自己用一把普通的錫製手槍改裝而成的。直到我成為葉列茨中學一年級學生時，我才親手握過一把真正的獵槍。給我弄來這把獵槍的，是我的三位同學中的一位，我和這三位同學一起，曾試圖乘船沿著索斯納河逃向我當時並不十分清楚的一個名叫亞洲的地方。我認為，這次出走與其說是由捷裏亞諾夫中學的製度所導致的，不如說是出於我對旅行的特殊愛好，我青年時期的生活如果更正常一些，我一定會成為一個很有學問的旅行家。
我們漫遊了幾天，放了許多槍。抓住我們的人，是當時在葉列茨大名鼎鼎的盜馬賊克星、縣警察分局局長克魯普金，他似乎是個大好人。碰見我們之後，局長請我們喝伏特加，還親自和我們一起打獵，誇獎我們的槍法，他順便向我們證明，我們必須回去，因為我們在冬季到來之前反正是到不了亞洲的。人們用嘲笑迎接我們：“他們想去亞洲，結果卻來到了一所中學。”早在童年時期，童話與生活的關係就以這樣一種尖銳的方式擺到了我的麵前。這後來又轉化為一種叛逆精神，它將我從一所學校拋向另一所學校，從一個國家拋向另一個國家。這正是那些浪漫主義源頭的研究者們應該關注的地方，即童年的大自然，而非那一扇扇哥特式窗戶。
最後，我到了德國。由於種種叛逆行為，我實際上始終是一個修養不足的人，在強烈地感覺到這一點之後，我便在德國貪婪地鑽研起各門學問。但是，這樣一種試圖借助學問成長為一個好人的渴望，自身卻偏離了正事，使我注定要去無休止地尋求。心靈的躁動使我成不了一位學者，可我畢竟弄明白了，學者的本領就在於小心翼翼地與事實打交道，等我領會了這一點，我修養不足的缺陷便不再讓我痛苦了，我也就成了一個“有高度修養的人”，甚至還以不錯的分數拿到了相應的證書。
回到俄羅斯之後，我碰上了禁止遷入首都的禁令，便在地方自治局謀得一個農藝師的差事。當時，有學問的農藝師在地方自治局裏很難施展才能，能做的事情就是組織信用合作社，宣講牧草栽培技術，以及負責地方自治局倉庫裏各種農具和種子的買賣。這樣的工作我總共隻幹了一年，有一次，我偶然遇見普裏亞尼什尼科夫教授，就開始準備到農業研究所去，接受他的指導，在實驗站做研究工作。這時，我開始為各種農學雜誌寫文章，甚至開始編書，其中的《土豆》一書作為最完備的土豆栽培指南，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被認為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我的農藝學活動持續了20年左右。我從普裏亞尼什尼科夫的實驗室轉到實驗站，在那裏工作了不到一年，當時我徹底確信，實用科學永遠也不會使我滿足了。
在實驗站工作期間，我對傾聽民間話語產生出一種珍貴的激情，民間話語的表現力讓我感到驚訝。在這一時期的文學界，第一撥頹廢派已經被粉碎，一種在神秘論中尋覓支撐的特殊的美學民粹派開始出現。但是，無論舊民粹派還是新斯拉夫派，無論美學神秘論還是“神秘無政府主義”，都不是我的文學活動之基礎。我開始研究語言，這僅僅是因為，研究農藝讓人感到難以忍受的枯燥，這是其一；其二則為，作為一個典型的、玄妙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我最終都將在生活中被具體化。在某個年齡上，將自己的個性具體化，這樣一個問題會被十分尖銳地提出來，不解決這個問題就無法繼續生活下去。
我在這裏略去了自己四處流浪、屢遭不幸的大量隱秘事實，因為我暫時還不敢充分暴露自己，我要以瀕臨死亡的動物為例，它們患病之後，就會走進難以通行的密林，在那裏隱藏自己的遺骸。人生的不幸是一個過渡性時刻，其結果要麼是死亡，要麼就是這樣一種作用，即測量生活深度的一把標尺，創造幸福的過程中的一個階段。
我沒有謀生手段，當時我已成家。辭去公職之後，我並未另尋工作。我試圖以翻譯或農藝學著作的寫作為生，我落戶彼得堡郊區，在小奧赫塔河對岸，基諾維伊斯基大街的盡頭，這裏生長著許多白樺樹，四周是一些卷心菜園子。我試著寫作一些中篇小說，可它們都被編輯部退了回來。我是俄羅斯眾多初學寫作者中的一個，這些人都覺得自己立馬就能寫出好作品來。但是，我卻不是那樣的文學家，他們意識不到自己的無能，或不以這樣的無能為短，他們不停地寫呀，寫呀，然後出人頭地。我有著病態的自尊，我一次也不敢親手把自己的作品送往編輯部。認為自己能寫出一部複雜心理小說的希望已經破滅，我就想試著對那些多少有趣的事實進行一番描述，我想，通過這樣的工作，我粗製濫造的寫作欲望將顯得合理，學會了這一招的我，將越陷越深。於是，我為自己選擇了一條通向文學的緩慢的、有些陳舊的民族學之路，在一位傑出的天才看來，這樣的道路是可笑的。我沒有成為一位筆頭很快的文學家，其原因最有可能就是科學工作者們那種巨大、謙遜、不引人注目的勞作給我留下的印象，我在德國大學的實驗室裏虔敬地目睹過這樣的勞作。
我幸運的是，就是在基諾維伊斯基大街旁的那些卷心菜園裏，過去的外省醫士、如今的著名民族學家尼·葉·翁楚科夫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聽我講了我童年時期那些關於亞洲之類的幻想，他便開始說服我，稱阿爾漢格爾斯科耶省的維格湖完全符合我的幻想，我一定得去那裏走一趟。翁楚科夫把我介紹給了沙赫馬托夫院士，後者教會我一些東西，並從科學院給我弄來一張通行證，於是，從那個時刻起，民族學家的稱號便終生伴隨著我，雖然我並未研究過這門學問，甚至並不確信這是一門科學。
我動身去了北方，仿效翁楚科夫的做法去記錄史事歌，當時絲毫沒有想到打獵的事情。但是，在波韋涅茨地方自治局機關，經別人勸說我買了一杆別丹式步槍，因為在彼得羅夫哨所，我很難從農民那裏弄到肉，而野生動物卻很多，我可以輕而易舉地用獵槍為自己隨意獵取。
如今，這杆曾經是我幸福之源泉的獵槍究竟在哪兒呢？在開第一槍的時候，我的眼前突然浮現出那些真正幸福的歲月，在我試圖逃往亞洲的時候，我曾體驗到這樣的幸福。我這第一槍打中了一隻從林中灌木叢中飛起來的鬆雞，在這個時刻，我的眼中隻有林中的一片綠色閃光。我打中了鬆雞，於是，我永遠成了一個自由人，突然之間明白了什麼。
此時，我，一個馴養過不止一條獵狗的獵人，會帶著深深的鄙視打量這麼一位獵人，他手持一杆別丹式獵槍，胡亂裝填彈藥，憑著自己的雙腳去轟攆野物，還認為自己是在打獵。但是，在阿爾漢格爾斯科耶的森林中卻沒有人看我，野物又如此之多，甚至在20步開外用霰彈射擊，我都總能弄到當午餐的野味。我一邊打獵，一邊在白天和明亮的夜晚展開工作。我經常隻身一人到口碑不佳的林中居民那裏去，讓我感到驚奇的是，一切都很順利。有一次，我與一位魔法師比賽，看誰酒量大，在他喝倒之後，我從他的靴子裏掏出一個咒語，抄錄下來，然後與他並排躺在白樺樹葉上，在北方，這些樺樹葉子是儲存起來喂牲口的，就像是其他地方的幹草。在卡累利阿語稱之為“拉姆比恩”的明亮的林中湖泊旁，我有時能在灌木叢中看到一窩天鵝，它們如此美麗，使我不忍心向它們開槍，後來，我把這個經曆寫進一則童話，童話中的那隻天鵝請求獵人不要向它開槍，就這樣，我通過自身的體驗領悟到了童話的隱秘意義。
如今我認為，每一位藝術家都肯定是一個天真的現實主義者，他相信，世界就像他所理解的那樣。但是，畢竟仍有這些卡累利阿的石頭，畢竟仍有人們聞所未聞的這些吟誦夜鶯的斯拉夫歌曲，還有我自己這唯一的、不可重複的短暫生命：要知道，正是我鮮活生命的閃光，映亮了這芬蘭的峭壁和斯拉夫的史事歌！
有多少卷帙浩繁的旅行著作，其中的99頁寫的是事實，隻有一頁寫的是作者對於這些事實的態度；如今，這99頁全都過時了，無法卒讀，而作者的那一頁卻留存了下來，一百年之後，我們還會把它收入文選讀本。
還有多少本旅行圖書如今已無任何價值，這僅僅是因為，其作者因為現實而出賣了自己的童話，因此，他們便以其自身貶低了生活，又用生活貶低了他們自己。
早在我童年時走向幻想中的亞洲的那次旅行中，這一關於現實和神話的問題就已經擺在了我的麵前，結果，亞洲變成了中學，生活強迫我承認中學，但我卻在內心深處珍藏著自己的亞洲，或許正因為如此，我才四處流浪，為了最終證明自己那個亞洲的真實性。
在尋常的生活事實的基礎上認識自我，事實本身也會因此而變得更為突出，運用這種方式，我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寫出了我北方之旅的第二本書《小圓麵包》，但是一開頭，我完全無法把握自己的筆，隻有我第一本書的書名，保存下了我在多年按部就班的生活之後與大自然驀然相逢時的真實感受。我把第一本書稱為《鳥兒不驚的地方》。
回到奧赫塔之後，我向熟人們詢問，誰的民族學隨筆寫得最好。人們告訴我，是馬爾科夫。我看了看他的開頭，也就這樣寫了起來，然後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寫了下去，大約一個月之內，我就寫出了一本約二十個印張的書。
是的，任何時候都用不著害怕模仿榜樣。如果自己有東西，它就一定會占上風，如果自己一無所有，那麼，通過勤勉的模仿，也能從優秀的榜樣那裏學到現成的優秀東西。然而，有一種偏見卻讓許多新手感到不安，即害怕模仿別人的東西。
通過此書的寫作，我明白了自己最初幾次文學嚐試均不成功的原因。那些嚐試不成功，是因為我沒能成為我自己。如今我理解了自己，知道我就天性而言並非一位文學家，而是一位畫家，因為我很少虛構，而隻是寫實，如果一棵樹長在右邊，而我寫它是在左邊，那麼我的這幅畫通常是不會成功的。但是，我用畫家的眼光看待一切，並未學過繪畫的我，是在用詞語和句子，而非色彩和線條作畫。就這樣，作為一位天生的畫家，更確切地說是音樂家，我開始運用另一門藝術的力量來表現自我，為什麼我至今還走在一條陳舊的道路上，這便是其中的第二個原因。有什麼辦法呢？隻要勤勉，就會有好的結果。或許，所有藝術家在利用本行藝術之力量的同時，也都在運用其他門類藝術的技巧？或許，藝術本身就是為了取代那種喪失了的親緣關係而興起的？
出版人問我：
“您的本行是繪畫嗎？”
也許，他這樣提問的依據，就是我拍攝的大量生動的照片，不過後來，也有其他許多人寫道，我的書是建立在視覺印象的基礎之上的。出版人傑夫裏恩非常喜歡我拍的照片，或許，也以他的方式喜愛我對大自然的描寫，我描寫的是他沒到過的地方，那地方距彼得堡如此之近，其神秘卻不亞於遙遠的新幾內亞島和中部非洲。這個瑞士人 還問我：
“能不能在那兒的什麼地方買一幢別墅呢？”
“蚊子非常多。”我回答。
他的麵容憂傷起來。我覺得，他由於這一點也會對我的書感到失望。我趕忙用那個地區的未來前景來安慰老人，說等沼澤被排幹，蚊子就會被消滅掉。
“地皮現在就可以買，”我說道，“別墅就等沼澤排幹後再蓋。”
他又高興起來，我鼓起勇氣請他聽我朗讀我書中的一章。他走進另一個房間，領來幾個孩子，可能是他的孫兒孫女，他讓孩子們坐下來聽我朗讀。在我讀完一章之後，老人帶頭鼓掌，並讓孩子們也跟著鼓掌。這位出版人非常喜歡此書，他在我們第一次談話時就馬上付給我六百盧布稿費，並為此書出了豪華版。
我沒有任何關係，在彼得堡連一位文學家，甚至一個記者都不認識，可是我卻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因為此書，地理學會授予我一枚獎章，我也開始經常為《俄羅斯新聞》撰稿。我抓住了自己的幸福，如同一槍命中一隻飛鳥。但是，我不僅抓住了幸福，我覺得我還立即醃漬了自己的幸福，使它不至於腐爛，而這種情況在許多起步順利的文學家身上是司空見慣的。
當然我也明白，決定此書之意義的，並非搜集民族學事實的工作，而是隱藏在此書中的活躍創意。或許，在先前的生活中，我被迫從事一種與我的天性不符的工作，並因此獲得這樣一個認識，即要想使這種工作獲得回報，就必須具有驢一般的忍耐精神，就是帶著這種耐力，我寫出了那本關於土豆的書。當出版人因為我純粹的遊戲之作而突然付給我六百盧布（我記得那些鈔票全是金色的）的時候，我便將之視為我聞所未聞的最大幸福：這就是說，我可以一邊遊戲一邊生活了，我之後的工作就將是遊戲了。隻需要大膽、更大膽地遊戲，掃除身後所有的汗跡和淚痕。
談論由於文學創意而得到的錢是可笑的，要是一個投機者拿創意做生意，用諸如我的書名《鳥兒不驚的地方》這樣一個創意去掙錢，就能掙到一筆我一輩子都掙不到的大錢，可是我覺得，我掙到的錢很特別，是好錢。我為自己設計出了一種非常廉價的旅行方式，我用很少的錢完成了隻有百萬富翁才有能力進行的探險和狩獵。我各種地方都去過：東西南北，山巒和森林，海洋和荒漠，我到了我童年時試圖逃往的亞洲，我在亞洲的卡爾卡拉林斯克山和巴爾喀什湖之間打死了一頭很難打到的盤羊，在那裏留下一段神話，使自己成了一個像傳說中那個黑皮膚的阿拉伯人一樣的傳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