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首先在文學上層獲得了成功。列米佐夫和伊萬諾夫·拉祖姆尼克談到了我，前者是在他那個人數眾多的彼得堡文學藝術協會裏談起我的，後者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我結識了彼得堡的整個文學藝術界，這一點對於稿酬的提高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有一次，好像是在紮米亞京的住宅裏，有人對我說，我不善談生意，比如，《交易所新聞》就本該按一行字半盧布給我付酬才是。我頗感懷疑。這個說話人拿起了電話。
“您現在就去，編輯在等您，但您一定要說半盧布一行字。”
我立馬動身，答應半小時後回來。我費了很大的勁兒才對編輯說出口：“半盧布一行。”
“我想付您40戈比一行。”他說。
“不行，”我堅持說，“半盧布一行。”
他隻好同意了。
我高興極了，飛奔進紮米亞京樓下的那套住宅，在過道裏就喊了起來：
“烏拉！他們付半盧布一行！”
這件事情我完全忘了，是紮米亞京不久前告訴我的。這樣的事情可能還有不少。我的事業蒸蒸日上。《野薔薇》給我的稿酬，每個印張將近一千盧布，可是突然之間，我的技藝又成了無用的東西，終日所思又集中在一塊黑麵包上。
對我的生命力的這樣一種新體驗，並非那種我不願說出口的個人失敗和不幸之場景。這種體驗不是個人的，而是共同的，這種體驗敘述起來並不困難。革命前不久我犯過一個大錯，這個錯誤將我置於一個艱難的、相當尷尬的境地。我的母親去世了，兄弟們在她去世後分了家，我得到30畝土地。我決定用積攢起來的稿費為自己建一座房子，地基恰好就選在我童年時偷過佃戶蘋果的地方。我在開始做這件滑稽事情的時候，對革命已經有所了解，但是我以為，30畝地算不了什麼：我不是地主。我錯了，因為在農民們眼中，我的土地是整個未被分割的（他們以為未被分割）莊園的一部分。
當然，我可惜的並非自己的損失，我感到遺憾的是，當一切都顯示情況不妙時，我還是主動把自己置於這樣一個境地。在這樣的條件下管理家產，這讓人無法勝任，我又沒有足夠的機智及時地拋棄它。不過，出於對我已故母親的尊敬，人們很長一段時間都沒來打擾我。後來開始了搜查，我們也很不體麵地把糧食藏了起來。一次，下達了上交獵槍的命令。這是在要我的命：我把我所有的幸福都與擁有一把獵槍聯係在了一起。我的槍很棒，當時我也已經是一位很有經驗的真正獵人了。我決定不上交自己的獵槍，與其眼見它落入他人之手，還不如把它沉到塘裏去。我和妻子一起拿定主意，她在晚上完成了這件憂傷的事情。我們把槍用漆布包好，用繩子捆緊，盡管我們並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然後，妻子扛走了這口“棺材”，一個小時之後，她兩手空空地回來了。一切都結束了：我的幸福沉沒了。
在這樁十分痛苦的事情過後的第二天，一些外地人來到我們村，他們要求農民們與我劃清界限。在這次會議上，一位友人為我辯護，他說道：“我們將來或許要為這個人立一座紀念碑，就像為普希金立碑那樣。”那些人回答他說：“這樣的話，就應該把他趕走，省得將來立碑。”
他們對我下了驅逐令。
臨別時，村裏一位喜歡寫詩，外號叫“女王”的裁縫給我讀了她的幾句詩：
村子養育了一個孩子，
把未來的詩人送給了世界，
如今村子以他為驕傲，
向他致以衷心的問候。
在女王之後，又來了許多人。在上交財產的時候我發現，在我們家的櫻桃園裏做過活的一位很好的老太太，邊哭邊在拽一張牛皮。她耳朵有點兒背，沒有發覺，幹牛皮被拽時發出的響聲已經出賣了她。她在哭，因為她可憐我們。可她還是在拽那張牛皮，因為其他人反正也是會把它拽走的。
我進了城，有時也會順著大路到鄉下去弄點兒糧食。我的房子現在成了鄉執委會，我父母的那間大房子則成了戲院，那兒的一切都由阿爾希普負責，我童年時和這位阿爾希普在鄉村學校裏一起上過學，他的妻子杜尼婭莎年紀很輕的時候就在我們家裏做活。阿爾希普和杜尼婭莎在我母親的臥室裏安了家。他們把這臥室弄得像一間農舍：這裏擺著馬脖套、鐵鍬和一袋袋種子。他們覺得住在這裏很不方便。杜尼婭莎老是衝著阿爾希普抱怨，咒罵這座房子。對於我，他們則以他們獨特的農民方式表示同情，在我來取糧食的時候，他們都會用帶有漿果的發酵麵餅招待我。每次訪問故居的時候我都會發現，舊園子裏的樹自下而上越來越禿，直到最後變得像棕櫚樹似的。在一個寒冷的夜晚，我自己也凍得受不了，就用自家蘋果樹上那些離地較近的枝丫為自己生起了爐火。在如今成了戲院、供人們跳舞的客廳裏，垃圾無人清運，一層厚厚的葵花子皮，踩上去軟軟的。陽台歪向一邊，窗戶上的玻璃被打碎了。在人們對戲劇和舞蹈的愛好還沒有結束之前，這座老房子便拒絕提供服務了。我的那座新房子不知為何被燒毀了。
記得是深秋的一天，我帶著兩個巨大的圓麵包、不到一升的牛奶和一袋土豆走出村子。一個走運的人在遠處追趕一隻兔子，我一直能聽見獵犬的叫聲，直到城邊，我一路上都覺得，這個可怕的獵人是在追我，就像在追趕一隻兔子，從城裏追到村子，又從村子追到城裏……
馬蒙托夫的侵襲使這段可悲的生活告一段落。這位首領讓他手下那些歌薩克和吉爾斯人把葉列茨城洗動一空，就像過去那樣，葉列茨城不止一次遭到韃靼人的洗劫。居民們曾對馬蒙托夫的到來抱有很多希望，但就在哥薩克入城的那一瞬間，這些希望便迅速地化為了泡影。
這一天，哥薩克大肆屠殺猶太人。與猶太人一起遭到屠殺的，還有許多黑頭發的俄羅斯人，我之所以幸免於難，是由於一個讓人開心的奇跡，即便是一個懦夫，在道別生活的最後關頭，其心靈也能創造出這樣的奇跡來。
馬蒙托夫的侵襲成了我所謂不幸生活的終結。內心的考驗畫上了句點，我又重新獲得了光明和自由。一天，有人從村子裏給我拿來一樣用漆布包裹、用繩子捆綁的東西。我簡直不敢辨認這漆布和繩子。我用顫抖的手解開包裹，於是，我便與我那把漂亮的獵槍再次相會了。我妻子所保守的那個秘密也就被解開了：她當初並不讚成我作出的把槍扔進水中的決定，沒有了這東西，她很難想象我是否還能活下去。她去到一位誠實的農夫那兒，求他藏起獵槍，卻回來對我說，槍已經扔進了水裏。此時，我孩童時期的亞洲幻想再度被燃燒起來，一個旅行計劃醞釀成熟了，要離開這破產的地方前往我妻子的故鄉，去斯摩棱斯克省，去那片豐饒的林區。我想，如果能在那裏教農家孩子們讀書識字，可能也像寫作一樣有意思。我決定去做一名鄉村教師，並開始為這次複雜的旅程做準備，因為這次旅程的目的地是一個受到波蘭人威脅的地區。當時的鐵路旅行情況，眾所周知。我們一度想賣掉我們剩下的一切，以便買輛馬車，像茨岡人那樣趕路。但這個計劃很快就落空了。我們上了一節售貨車廂，裝上行李，我們相信，售貨車廂會使我們免遭匪幫的襲擊。在離開的最後時刻，“女王”從故鄉的小村趕來道別，並給我帶來一條毛巾，上麵繡著幾行詩：
你向我們走來，我們不相識，
就像月亮在空中徘徊。
別了，米哈伊爾·普裏什文，
別了，我們卓越的天才。
雖然我的情況從我得到獵槍的那一刻起開始好轉了，但還遠遠談不上狩獵。在這次旅行過程中，我的胡須中出現了第一縷白絲。我想出數千種花招，以便保住這把獵槍，但有一次還是遇到了麻煩。
那張證書沒能使我平安過關。那個凶狠的隊長看上了我的獵槍，拿起槍來就走了，以此表明，他拿了我的槍，也就不再檢查我的其他東西了。他的算盤打錯了，我大聲喊叫起來。我沒戴帽子，頭發由於在車廂裏悶出的汗水而粘在一起，我追著他跑上站台，衝他罵娘，引來很多人。我原本可以不這麼罵人，我原本可以把這個惡人狠揍一頓，我這樣做也不會有什麼事，因為我已經越過災難的邊界，幸福已經開始向我轉身。這時，人群中走出一位個子不高、膚色黝黑的人，他衣著整潔，穿一件質地很好的大衣，他嚴厲、果斷地對那位隊長說：
“把槍還給這位同誌！”
隊長慌了神。
“您是誰？”
“我是馬戈裏夫。”膚色黝黑的人說。
然後開始從口袋裏往外掏證件。
我明白了，馬戈裏夫是個縮略語，表示的是某個重要機構。
那個意識到自己無理的隊長，沒看對方的證件，就把獵槍還給了我，一句話也沒說。
馬戈裏夫向我點頭致意，同我握了手：他曾是一家報社的新聞欄編輯，在報社不止一次見過我。
“不過，”我問道，“您怎麼成了馬戈裏夫呢，這馬－戈－裏－夫是個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這個年輕人回答，“這是我的姓。”
“那證件呢？”
“證件也沒什麼特別的，我剛剛擔任了羅斯塔通訊社的記者。”
當然，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自衛方式。我的方式就是粗魯的直率和激烈的辱罵，這種方式在外省用起來倒也不錯，但在快到首都的時候我開始想，僅靠這個法子是遠遠不夠的。當然，與馬戈裏夫相關的這段插曲使我也選中了民間文學這個詞彙，以便能安全地旅行至斯摩棱斯克省。在莫斯科，我請求盧那察爾斯基給我開了一張搜集民間文學的證明，在裝有禁運物品的貨包上，我用紅色鉛筆寫道：民間文學，非標準產品。“民間文學”一詞像“馬戈裏夫”一樣非常奏效，憑借它，我把獵槍和其他物品順利地運到了目的地。在莫斯科的時候，我中學時的老同學、老朋友尼·亞·謝馬什科幫了我一個大忙，年輕的時候，我們還曾是同一個地下小組裏的戰友。他或許以為，我去找他是為了要辦什麼大事，他見到我很高興，準備盡其所能地幫我的忙。當然，他能辦成很多事。但我卻隻求他給我弄點兒火藥，一點點火藥……
“可以嗎？”
他想了片刻，說道：
“可以。”
然後開始給某個部門寫批條。
“要多少火藥？”這位衛生人民委員問。
我想說的是兩磅，但突然變成了三磅，然後是四磅。
“一點點，”我說，“五磅可以嗎？”
“我們就寫六磅吧。”謝馬什科說。
當然，可貴的並非他寫的批條，而是他並未追問細枝末節，問我在那個嚴峻的時代要拿這火藥做什麼，這也就是說，憑借往日的友誼，謝馬什科是理解我的。
在我憑借謝馬什科的批條去取火藥的軍械總部，我又遇見一位身居要位的獵人朋友，除了六磅黑色火藥之外，他又給了我兩磅無煙火藥。他還教我如何弄到霰彈，因為霰彈哪兒都沒有，他讓我鑽到某個掛有老式吊燈的博物館大莊園裏去，從吊燈裏倒出那些維持平衡用的霰彈。我照他的說法去做，果然弄到了比火藥還多的霰彈。就這樣，打著民間文學的幌子，我順順當當地把一大筆財富運到了斯摩棱斯克省。不過，途中也遇到過一些有知識的人，當我解釋說民間文學是一種非標準的物品時，他們便好奇地問我這究竟是什麼東西，當我解釋說民間文學就是民間的歌曲和故事時，他們便為我的杜撰而莫名其妙起來。
在我妻子的故鄉多羅戈布日縣斯列多沃村，人們對我們並不友好。在那片林區，我們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得到土地。農民們擔心，我妻子起先一個人住下來，擠進來，然後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再要求給她全家人分地。因此，我們一直找不到住處。不過，夏季我們也不太需要住處。我們在林中的一個草棚裏住了下來，就在這裏，在一條小溪旁，我開始了打獵，開始了自己擅長的尋常觀察。
我打中的頭幾隻鳥給我帶來了多大的幸福啊！我的孩子們遠遠地看到了，就撲過來迎接，搶走野鴨和黑琴雞，拿給他們的母親。你想想，拔鳥毛是一件多麼惡心的事情，可是我的妻子卻容光煥發地邊拔邊說：
“沒想到，怎麼也沒想到，又能拔鳥毛了。”
小溪的水很清澈，水底有一個深坑，在陽光的照射下，可以看到那兒遊動著幾尾紅鰭的魚兒。我的小兒子常用小蟲作誘餌釣這些魚。樹梢發出悅耳的響聲。就連那陰森的刺柏叢，也從頭到腳都纏滿了菟絲子和野豌豆秧。是的，當財富的騙局消失之後，這便是一種最大的幸福，整個世界都濃縮在了這個地方，一個令人感到親切、美好的世界……
我擬了一份長長的名單，寫明我妻子的親戚們，他們分散居住在這個縣和鄰縣的廣大地區。當時，饑荒已從另一個省蔓延到了斯摩棱斯克省，每一塊麵包、每一口牛奶都極其寶貴，我口袋裏分文沒有，就帶著這份名單上了路。我記住了我妻子某位表姑的名字，我妻子也是在小時候才見過這位表姑一麵，我到了表姑那裏，說明我們的親戚關係，結果我不僅飽餐了一頓，而且還弄到一些肥肉和餡餅，把這些東西和打到的鳥一起帶回了我們的幹草棚。通過這樣的親戚關係，我明白了俄羅斯農民在言談和交往中體現出的那迷人的真誠和淳樸究竟從何而來，明白了鄉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醜陋現象，當家族的力量與法律的力量相遇的時候，我也明白了俄羅斯的無政府主義，在這些漂泊中，我明白了一切。
在幹草上睡覺，結果不知為何會是這樣的，即無論多累，兩個小時便能完全睡足，其餘時間都是在半睡半醒之間度過的，這時，能聽見林中最細微的聲響，這聲響還具有某種特殊的含義：似乎，野獸的生活也和人類的生活一樣，要借助親戚關係去解讀。
一次，在這樣的時辰，我的小狗弗列伊達爬下草堆，跑出草棚，大叫起來。我拿起獵槍，也從幹草堆上爬了下來。在這個夜晚，我的麵前展現出一幅我從未見過的場景：我們這大大的一片被森林環繞的林中空地上，滿是亮光，這亮光來自螢火蟲。甚至連小狗都被這個罕見的場景所震撼了，於是想到要衝著這從未見過的亮光狂吠。
雨水打在草棚上，顯得很奇怪，雨點劈裏啪啦地打在板條棚頂上，而幹草卻一直沒淋濕。當冷雨開始飄落時，我們就鑽到草堆裏去，草堆裏麵很暖和。甚至在嚴寒來臨的時候，往草堆裏鑽得越來越深的我們，也還能很久地抵擋寒冷。我聽農民們說，即便是冰天雪地，整個人都鑽進幹草，也是能熬過黑夜的。但我沒有做過這樣的嚐試。一天，在一個寒冷的夜晚過後，我沒有去打獵，而是去了國民教育處，不過五分鍾的時間，我便獲得一項任命，到一所學校去當教師，這所學校比斯列多沃離城更遠，還要遠上十多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