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同誌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定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核心依然是政權問題”的論斷，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為指導，總結我國的實踐經驗得出的科學結論。
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初是作為一種思潮出現的。如鄧小平所指出的：“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早在1979年春，鄧小平就非常及時地指出，這是一股“從右麵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不僅在思想上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在經濟上宣傳“全麵私有化”，而且在政治上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逐漸形成為一股政治勢力，並在他們認為時機成熟的時候，掀起了1989年春夏之交震驚中外的政治風波。這場政治風波中交織著不同性質的矛盾，因各種不同原因卷人其中的群眾許多人都懷抱著反對腐敗的良好願望，但是，最終決定這場風波性質的矛盾，是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對立。這場政治風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級鬥爭在一定條件下激化的表現，是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間對立的一次集中爆發，它以鮮明尖銳的形式顯示出鬥爭的嚴重性質，也顯露出鬥爭的核心所在。鄧小平在總結這場風波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不懂得這個根本間題，就是性質不清楚。”“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製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其核心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製度”。鄧小平指出的這場政治風波的“核心”，也就是在這場風波中凸現出來的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級鬥爭的核心。
政權問題在階級鬥爭中的核心地位表明，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級鬥爭問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1979年春，鄧小平在糾正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嚴肅批判林彪、“四人幫”宣傳的“全麵專政”的同時，將“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列為“四項基本原則”之一。他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決不是可以不要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再次強調：“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製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鬥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鄧小平這裏所指的，顯然是馬克思1852年3月5日致約·魏德邁的信中關於“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1918年，列寧在他的名著《國家與革命》出第二版時，特地增寫了一節即第五章第3節《1852年馬克思對問題的提法》，專門論述馬克思這封信中的重要思想，其中有一大段十分精彩的論述：“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之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根據這個不正確的看法，往往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機會主義的歪曲，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範圍。把馬克思主義局限於階級鬥爭學說，就是閹割馬克思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隻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裏。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在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的同時，重提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學說的區別，強調馬克思真正的發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值得我們深入領會和思考。如果根本否認階級鬥爭，當然談不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如果承認階級鬥爭卻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鄧小平緊接著就指出：“曆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來說，總是弱於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江澤民同誌也嚴肅地指出：“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它同四項基本原則中的其他三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們所以強調人民政權專政職能的重要性，是因為國內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國際上還存在妄圖顛覆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敵對勢力。1989年春夏之交的動亂和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風波所提供的曆史教訓，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