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抬頭及其蔓延是七八十年代西方經濟和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現象。這股思潮對西方工業國家的經濟發展影響不大，但對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同時，在50年代發展起來的作為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變種的東歐經濟學的右翼，近年來對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改革影響很大，也是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基本理論來源。因此，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及其變種東歐自由派經濟學的發展源流、基本理論和政策主張，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1.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源流和理論特征
（1）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源流
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流派，其前身是盛行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的舊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在西方經濟學發展史上，曆來存在各種流派的鬥爭。這種流派之爭分兩類，一類是資產階級正統學派同小資產階級異端學派之間的鬥爭，另一類是資產階級正統派營壘中國家幹預主義學派同自由主義學派的鬥爭。前一類鬥爭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後一類則主要是經濟政策思想之爭。資產階級正統學派營壘中兩大流派鬥爭的焦點是爭奪主流派寶座。主流派是當政派，其理論左右西方國家政府經濟政策的方向；非主流派是在野派，其理論對政府經濟政策影響不大。資產階級正統學派營壘中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是可以互易其位置的，但這種轉換是由時代的性質所決定的，不是可以輕易實現的，更不可能像走馬燈似地變動不居。迄今為止，西方經濟學說史上隻出現過兩次轉換，從而在西方經濟學說史上劃分了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商業壟斷資本與封建王權相結合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居統治地位的重商主義時代，其主流派經濟學是原始國家幹預主義的重商主義經濟學，而經濟自由主義學派尚在繈褓之中。當時，西方政府經濟政策的核心是對經濟生活進行嚴密的控製和管理。第二個時代是產業資本居統治地位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其主流派經濟學是由亞當·斯密開其端而由馬歇爾總其成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國家幹預主義學派則退居非主流派地位，西方國家政府特別是號稱“世界工廠”的英國政府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第三個時代是資本主義壟斷財團居統治地位的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其主流派經濟學是現代國家幹預主義學派即凱恩斯主義學派，經濟自由主義學派退居非主流派地位。從30年代起，特別是戰後時期，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普遍推行國家幹預主義經濟政策。60年代末期，退居非主流派地位的自由主義學派對陷入困境的凱恩斯主義發起挑戰，形成一股國際性經濟思潮。這股思潮在理論政策主張上與舊自由主義學派一脈相承，大同小異，通常稱為新自由主義學派，以區別於從亞當·斯密到馬歇爾的舊自由主義學派。
（2）陳岱孫教授論西方經濟學中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幹預主義兩思潮的消長和西方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特征
關於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和國家幹預主義經濟學的界說，我國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教授指出，所謂經濟自由主義是指一種主張最大限度地利用商品市場機製，由私人來協調一切社會經濟活動，國家隻管市場機製所無能為力的極少量的經濟活動的經濟思想和政策。國家幹預主義則相反，是一種主張縮小私人經濟活動的範圍，由國家幹預社會經濟活動，國家具有多種生產、交換、分配經濟職能的思想和政策。在本世紀的30年代以前的長時間內，西方經濟學視經濟自由主義為正統學說，任何偏離這一正統的理論都被視為不成熟甚至異端的理論。30年代中期起，凱恩斯學說風靡一時，國家幹預主義成為新正統，經濟自由主義雖然還有一定的勢力和市場，但已江河日下，今非昔比了。
關於西方經濟學兩大思潮的階級本質，陳岱孫教授著重指出，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幹預主義都是近代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們既對立又同在。在近代西方國家，資產階級作為社會的統治階級把自己的利益等同於全社會的利益，於是這兩種思潮以表麵上對立的形式，成為不同曆史時期西方社會的統治經濟思想。這兩個思潮的對立是表麵的，其同在是本質的。
陳岱孫教授指出，了解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幹預主義鬥爭的此消彼長的曆史，是把握西方經濟學整個發展過程，推測其未來發展趨勢的一把鑰匙。
陳岱孫教授對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特征做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崇尚個人主義，以個人亦即所謂經濟人為主體，這種經濟人有四大特征。第一是利己，利己是其一切活動的目的和動機。第二是理智，其一切行為都基於對於事物的清醒的理性的估計，謀求最大的利益。第三是惰性，如果無利可圖，無害可避，或得不償失，人們就懶於行動。第四是原子主義，視個人為基本實體，社會是個人的總和，社會製度、社會組織都是為個人而存在的。
陳岱孫教授著重指出，西方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係建立在“完全競爭”神話的基礎之上，西方經濟學所謂的完全競爭以若幹假設條件為前提。第一，每一種商品都具有為數眾多的供應者和購買者，而每一個供應者和購買者所能提供和購買的商品都隻是商品總供求量的滄海一粟。第二，任何生產者都有進入或退出生產的充分自由。第三，所投入的各生產因素和新產出的商品均具有同一性，以供購買者自由選擇。第四，未來商品供求的情況是確定的。第五，供求雙方對於市場情況的知識是完全的。
陳岱孫教授指出，建立在完全競爭神話基礎之上的經濟自由主義形成若幹理論信條，或理論支柱。第一根理論支柱是公私利益協調論。公私利益協調論在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論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述。斯密認為，人性既有利己的一麵，又有利他的一麵。利己是經濟行為的主要動力，但為了利己，人們不得不利他，於是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得到協調。第二根理論支柱是市場自動調節論，認為完全競爭市場會自行調節，無須借助外力例如政府的幹預，即可自動地達到理想的均衡。這一信條就是否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所謂薩伊定律。薩伊定律的依據有二，一是認為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商品都有銷路。二是認為投資和儲蓄恒相等。第三根理論支柱是生產的合理性，認為完全競爭市場能實現生產因素的最適度分配和天然資源的最有效利用，從而達到社會生產效益的最大化。第四根理論支柱是分配的公平性，其理論依據是薩伊的三要素價值論。三要素價值論用成本價值論反對勞動價值論，將工資、地租、利潤說成為勞動、土地、資本三種生產要素的合理報酬。薩伊的三要素論開了三要素分配理論的先河。
2.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興起的曆史背景及其理論政策主張
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興起的曆史背景是從60年代末期起，西方經濟由戰後初期的繁榮階段步人停滯膨脹階段，當時凱恩斯主義因無法對停滯膨脹現象做出理論解釋而陷入困境。
誠如陳岱孫教授所指出的：“從本世紀的30年代後半葉起到70年代初年間，隨著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逐漸成為西方國家經濟界的統治思想，以維持經濟穩定為目標的政府幹預經濟政策也為西方國家所廣泛接受。但在這些國家裏，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並沒有消滅；即在30年代大蕭條時期，仍有後來成為70年代自由主義代表的人物著書立說，鼓吹回到19世紀自由主義所崇奉的自由放任學說。他們這種在當時不合時宜的聲音當然是不人眾耳的。在50年代和60年代間，這種主張在若幹的據點上有所發展，但仍然不引人注意。但到了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以凱恩斯主義理論為依據的國家幹預主義的經濟政策遭到了挫折；具體表現為在1973年後不斷出現的凱恩斯主義理論所不能解釋的‘滯脹’現象、從而帶來了對於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懷疑。”
戰後時期，特別是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經曆了長達20餘年的經濟繁榮，年均實際經濟增長率達4%—5%。其原因，除了戰後西方經濟重建和第三世界國家廉價石油原材料的供給以外，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政策在西方國家的普遍推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60年代後期，西方經濟增長出現頹勢。70年代初，以石油危機為導火線，西方經濟增長速度陡降，進入以經濟發展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失業和通貨膨脹並發為特征的滯脹時期。凱恩斯主義學派在理論上陷入困境。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理論有二，一是認為西方經濟因有效需求不足，其通例是不能實現宏觀經濟的充分就業均衡，從而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必須借助於國家對宏觀經濟的幹預。二是根據所謂菲利普斯曲線理論，認為失業和通貨膨脹二者之間具有一種此消彼長的二律背反關係，失業上升則通貨膨脹下降，反之亦然。凱恩斯主義依據菲利普斯曲線理論，用擴張性宏觀財政、金融政策以治理經濟蕭條，防止失業上升；用緊縮性宏觀財政金融政策以治理經濟過熱，防止通貨膨脹。西方經濟在70年代的滯脹症即失業與通貨膨脹並發症與菲利普斯曲線理論相抵觸，而菲利普斯曲線理論是以反危機政策為中心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
在這種局勢下，西方新自由主義學派乘機抬頭。本來，在戰後時期，西方經濟自由主義學派對凱恩斯主義的鬥爭從未停止過。當時，主要的新自由流派有二，一是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派，二是以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戰後時期，這類新自由主義學派不僅反對凱恩斯主義學派，而且將矛頭指向社會主義經濟製度，攻擊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是“走向奴役之路”。在70年代和80年代，隨著凱恩斯主義陷入理論困境，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迅速形成為一股國際性經濟思潮。有代表性的流派有三個，即以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以拉弗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
（1）貨幣主義學派
貨幣主義作為當代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一個主要流派，在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方麵與凱恩斯主義截然不同。凱恩斯主義認為自由市場經濟不能自動趨於充分就業均衡，自動實現穩定，需要政府運用區別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以幹預，才能達到這個目的。貨幣主義則認為自由市場經濟能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均衡和穩定，無需政府運用穩定性政策加以幹預。政府以宏觀財政貨幣政策為杠杆進行的幹預不但不會對經濟起穩定作用，反而會給經濟帶來動蕩和擾亂。貨幣主義者認為政府惟一可行的政策是保持貨幣供給的適度的穩定增長，認為這一政策可以使產量和就業的波動降至最低限度，從而是使經濟保持穩定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