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東歐經濟學的發展源流：30年代大論戰一蘭格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
所謂東歐經濟學派是斯大林逝世以後，於50年代出現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學派。東歐經濟學與20至3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圍繞社會主義經濟特別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問題所展開的大論戰在理論上有密切的淵源關係。當時的旅美的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在其名作《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一書，中，回答了西方經濟學家米塞斯、羅賓斯、哈耶克等人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挑戰，創立了著名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可視為東歐經濟學的濫觴。
米塞斯、哈耶克和羅賓斯等人是當時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其基本理論傾向是反對國家幹預經濟，反對社會主義的中央經濟計劃，認為國家幹預經濟和中央計劃經濟違反市場法則，破壞自由競爭機製，從而破壞資源的合理配置。因此，他們認為以壟斷和國家幹預為特征的壟斷資本主義和以公有製和中央計劃為特征的社會主義都應當回到自由資本主義去。在20，30年代，這是西方經濟學界居統治地位的經濟理論。米塞斯等人上承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的理論，在西方經濟學界形成關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問題的自由主義傳統：卡塞爾一米塞斯一哈耶克一羅賓斯傳統。
蘭格承繼西方經濟學界一種與上述理論路線相對立的理論傳統，即帕累托—巴羅內—泰勒傳統。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西方經濟學界少數誠實的正統經濟學家超脫於流俗的見解，運用西方正統經濟學的某些工具，主要是邊際分析的工具，致力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研究，並且得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特別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可行的這樣一個科學的結論。在30年代，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家本傑明·利平科特編了一本書《論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係統地收集了這個領域的經濟學文獻，並且寫了一篇學術水平很高的長篇導言，對世紀之交西方正統派經濟學家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研究成果和當時論戰雙方的兩軍對壘，做了出色的總結和論述。這本書和這篇導言，至今依然閃耀著燦爛的理論光輝，對於我們了解今天國內外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的淵源和實質，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利平科特寫道：“第一個表明經濟理論的基本原理能夠運用於社會主義經濟之中的是正統經濟學家帕累托。第一個貫徹帕累托的思想，論證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適用於社會主義經濟的是洛桑學派正統經濟學家巴羅內。正統經濟學家弗雷德·泰勒是證明社會主義經濟能夠在實踐上行得通的第一個人。而正統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則指出西方正統經濟理論可以同樣地運用於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
在2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泰勒與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展開了一場重要的論戰。1920年米塞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核算》一文中否定社會主義經濟進行合理的資源配置的可能性，理由是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因而沒有生產資料市場和生產資料價格，從而無法進行經濟核算。米塞斯所承襲的是卡塞爾的觀點，反對的是帕累托和巴羅內的理論。泰勒針對米塞斯的觀點，在1928年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發表了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指導》的會長演說。泰勒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既存在商品市場，又存在生產資料市場，商品價格由國家運用試錯法製定。因此，社會主義經濟與市場、市場機製並不矛盾。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一樣，完全可以運用各種商品的市場價格進行精確的經濟核算，確定商品的生產成本。所不同的隻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商品生產者是眾多的私人，起調節作用的是自發的市場機製，而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者調節者是國家。泰勒強調指出，社會主義資源配置最優化的條件是商品的市場價格與其生產者成本相等，巴羅內提出的會計價格法和試錯法，特別是試錯法對社會主義經濟中央當局的確定商品價格從而進行經濟管理具有重要的意義。社會主義經濟根本不存在卡塞爾和米塞斯所說的經濟核算和資源配置的困難，因此，社會主義經濟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在實踐上是可行的。泰勒寫道：“就其總的輪廓而言，這一方案的確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加以實施的方案。這就是說，（1）國家應當確定公民的貨幣收入。（2）公民將指示國家生產什麼樣種類的商品，以滿足自己的需要。”“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該主管部門能夠計算生產公民所需求的任何商品的資源成本……隻要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主管當局認識到生產成本和買者的需求價格之間的均等是該商品應當加以生產的充分的和惟一充分的依據，那麼，在正常的條件下，對生產指導負有責任的主管當局將能夠履行自己的職責，並且滿懷信心，一定會正確地利用自己所控製的經濟資源。”
在30年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羅賓斯和哈耶克分別於1934年和1935年發表《大蕭條》和《集體主義經濟計劃》二書，繼米塞斯之後，對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發起新一輪攻擊。這一輪攻擊有它的特點，自由派經濟學家不否定社會主義經濟年度和社會主義中央計劃實現資源配置在理論上的可能性，而集中力量否定其在實踐上的可行性。哈耶克說：“應當承認，這種方法並不在它存在邏輯上的矛盾這種意義上是不可能的。”羅賓斯說：“在紙麵上，我們可以設想這個問題能夠借助於一係列數學計算加以解決……但在實際上，這種解決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它需要根據以百萬計的統計數據建立以百萬計的方程式，而以百萬計的統計數據又是建立在以百萬計的個人核算的基礎上的。當這些方程式被解出時，它們所依據的數據已經陳舊，因而需要重新計算這些方程式。那種認為依據帕累托方程式能夠解決計劃問題的說法不過是表明提出這種說法的人並沒有把握這類方程式的含義罷了。”
奧斯卡·蘭格在同羅賓斯和哈耶克的論戰中建立了自己的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理論，即市場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蘭格的理論包含三點內容：
第一，社會主義經濟對資源進行最優配置在理論上是完全可行的。因為商品的價格關係所反映的不過是商品生產的比例關係，亦即各生產部門、行業之間的比例關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於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有關這類比例關係的資料，即使在不存在生產資料市場的條件下，其可獲得性也決不亞於資本主義經濟。因此，米塞斯和卡塞爾之流斷言社會主義經濟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蘭格運用巴羅內和泰勒創立的試錯法，證明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可以自覺地實現國民經濟的最優均衡，亦即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這種試錯法也是存在的，這就是通過市場價格的漲落亦即通過市場機製的自發調節來實現國民經濟的效益最大化均衡，從而實現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因此，蘭格證明，哈耶克和羅賓斯關於社會主義最優配置在實踐上不可行的論斷也是沒有依據的。
第三，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由於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具有資本主義所不可比擬的優越性，這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收入分配平等，而收入分配平等是實現社會總福利最大化的重要前提。二是價格體係不僅包括生產單位的內部成本，而且有可能包括由於外在不經濟所造成的社會成本。不像資本主義經濟那樣，商品成本隻包括企業私人成本，不包括上述社會成本。這樣，社會主義經濟就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那樣的全麵的經濟危機，充其量隻會發生因資源配置的不當而產生的局部的比例失調。尤其重要的是現代資本主義作為壟斷資本主義，創新能力削弱，經濟效率進一步下降。蘭格寫道：“從經濟學家的觀點看來，確定使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收入分配和在經濟核算中考慮所有不同的項目的可能性，使社會主義優越於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和私人經營的競爭製度。特別是優越於經濟體係的大部分參與者被剝奪了除他們的勞動以外的所有的生產資源的競爭性資本主義經濟。但是，實際的資本主義製度並不是完全競爭的製度，而是寡頭和壟斷競爭盛行的製度。這給經濟學家讚成社會主義增添了一條更強有力的論據。……隻有社會主義經濟才能充分滿足許多經濟學家作為自由競爭的成就所提出的要求。”
在二三十年代，在西方經濟學界，在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上，承認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的可行性的帕累托一巴羅內一泰勒傳統占了上風，而蘭格則是這一優良傳統的發揚光大者。但是在戰後年代，在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興起，風向發生了變化，在東歐經濟學中，卡塞爾—米塞斯—哈耶克—羅賓斯傳統逐漸占了上風。
西方新自由主義是指戰後時期退居非主流派地位的西方經濟自由主義，其理論淵源是舊自由主義經濟學，特別是由馬歇爾集大成的西方自由主義庸俗經濟學。二三十年代的米塞斯、哈耶克、羅賓斯是當時舊自由主義學派的領袖人物，而哈耶克又是當代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極端派。我國自由派理論家關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理論和政策主張的理論淵源不僅應追溯到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還應追溯到西方舊自由主義經濟學死硬派米塞斯、哈耶克、羅賓斯，追溯到西方經濟學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卡塞爾—米塞斯—哈耶克—羅賓斯傳統。
2.東歐自由派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政策主張
我國經濟學界對東歐經濟學理論的接觸和介紹是70年代末葉以後的事，東歐經濟學近年來對我國經濟學界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我國研究東歐經濟學的學者承認，我國“有些經濟學家提出的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構想和方案也是直接以東歐經濟學家的理論著作的若幹思想為理論源泉的”。人們通常將東歐經濟學與奧斯卡·蘭格在30年代在與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激烈論戰中提出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聯係在一起，實際上，東歐經濟學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存在著不同的派係。東歐經濟學的主流派並不是以蘭格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派，而是與西方新自由主義沆瀣一氣的打著改革旗號的社會主義的反對派，即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變種。我國有些學者對東歐主流派經濟學的本質認識模糊，認為東歐經濟學是一個與西方經濟學、蘇聯經濟學鼎足而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的一個新體係，蘇聯經濟學主要運用計劃分析方法創立了計劃經濟理論體係，西方經濟學主要運用市場分析方法創立了市場經濟理論體係，東歐經濟學汲取了二者的精華，運用計劃和市場結合分析方法創立了計劃和市場結合的經濟理論體係；認為東歐經濟學很少保守觀念，很少教條，很少學院氣，的確是一個富有生氣、充滿自由氣息的新經濟學體係。這顯然是一個絕大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