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對西方經濟的影響
西方經濟在70年代的滯脹困境和與之相聯係的凱恩斯的理論困境，給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興起提供了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而新自由主義誌在必得的是取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派地位。在西方國家內部，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的主要試驗地是英國和美國。70年代末撒切爾政府上台後，主要推行貨幣主義學派的經濟政策，目標首先是向工黨政府的企業國有化、國民經濟計劃和福利國家政策宣戰，同時反對前任保守黨政府的反危機政策。1980年上台的裏根政府宣稱推行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實際上與撒切爾政府的政策大同小異。
新自由主義在美、英兩國實施的結果，非但沒有帶來貨幣主義代表人物弗裏德曼在80年代初所預言的西方經濟的複興，反而使西方經濟包括美國經濟在內的增長率低於70年代滯脹時期的經濟增長率。裏根政府的新經濟政策雖然勉強維持了80年代中後期美國經濟的低速經濟增長，但使美國經濟出現高預算赤字、高國際貿易逆差、低儲蓄率、高債務的嚴重局麵，從而為90年代乃至更長時期美國經濟的發展留下一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低儲蓄率和高財政赤字兩大頑症造成美國的高利率，使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債務國，延長了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並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到了1984年，裏根政府實際上放棄了供給學派的政策，不僅加強對國內經濟生活的幹預，而且同其他工業國家一道對國際經濟生活進行聯合幹預，從而在實際上回到了凱恩斯主義的軌道。
新自由主義在英國的實驗也遭到慘重的失敗。在80年代初期，撒切爾政府采取休克療法式的強硬的新自由主義措施，導致17萬家企業破產，10%的生產設備被毀壞，300萬人失業，因而在80年代中期被迫采用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又造成消費熱和投資熱，通貨膨脹和外貿赤字急劇上升。80年代後期轉而采用高利率政策以對付經濟過熱，結果導致更為嚴重的衰退，1/3的人處於貧困線以下。
2.西方新自由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因反對國家幹預，公開打出“回到亞當·斯密去”的旗幟，鼓吹“看不見的手”論，不符合現代壟斷資產階級的需要，因而在西方國家四處碰壁，受到冷落。但正因為其主張私有化加自由放任，被西方國家派上了新用場，即用來對付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某些西方大國及其控製下的某些國際經濟組織的策動下，西方新自由主義者提出所謂市場取向型“改革”模式，其要點有三，一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二是國家對國民經濟管理自由化，三是經濟發展外向化。
在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模式又稱結構改革論。在西方某些國家和國際經濟組織的支持和推動下，新自由主義集中攻擊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一些進步經濟學家如巴蘭、普雷比什、布蘭克、阿明、伊曼紐爾等人的經濟學說和政策主張。這批進步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基本理論和政策主張可歸納為四點：
甲、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或世界經濟體係是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秩序或體係，它將世界分為兩部分：少數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國家，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為外圍國家，亦稱為邊緣國家。前者居於統治地位，後者是前者的附庸，處於依附地位。
乙、西方中心國家挾其強大的經濟政治實力，通過種種經濟的和非經濟的手段，或進行不平等商品交換，或控製發展中國家專門向中心國家出口農礦等初級產品的部門；或通過跨國公司投資控製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和市場，從而將外圍發展中國家的剩餘價值轉移到西方中心國家，造成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落後和西方中心國家的富裕發達，即造成世界範圍的兩極分化。因此，西方中心國家的經濟發達建立在廣大外圍國家的不發達的基礎之上。
丙、西方中心國家對廣大外圍發展中國家的控製和剝削，在外圍國家形成一個由少數與西方中心國家有共同利害關係的地主、商人、官僚組成的買辦階級，這一買辦階級與廣大民眾相對立，造成外圍國家內部嚴重的分配不平等。
丁、為了擺脫對西方中心國家的經濟附庸地位，實現經濟獨立，發展中國家在現階段的對策是推行進口替代戰略。具體措施是對外商控製的企業實行國有化，扶持民族工業，保護國內市場，發展內向型經濟，與弱肉強食的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保持距離。但在現行國際秩序下，西方中心國家的壟斷資本集團與外圍國家的買辦集團相互勾結，勢力強大，進口替代型發展戰略的推行阻力甚大，經濟獨立的目標殊難實現。隻有進行社會革命，徹底改變現行世界經濟秩序，才能振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經濟。
上述進步學者以聯合國拉美會員會主席普雷比什為旗幟，稱為發展主義學派。從某種意義上說，發展主義學派所代表的是發展中國家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帝國主義時代，這一學派所主張的進口替代戰略很難實施成功。這一戰略於60、70年代在拉丁美洲諸國推行，雖曾取得一定的成績，使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大國獲得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稱號，但在70年代後期，拉美國家普遍發生債務危機，發展主義戰略以失敗告終。
拉美發展主義發展模式在70年代後期的受挫，成為西方國家和某些國際組織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模式即所謂結構改革的口實。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浪潮席卷第三世界，到處搞國有企業私有化，到處鼓吹破除以保護民族工業、保護國內市場、限製外資進入為目標的法令規章製度，放開價格，放開彙率，鼓吹發展外向型經濟，降低關稅，開放國內市場，吸收外資。結果，發展中國家在80年代經濟發展速度急劇減慢，通貨膨脹急劇上升，經濟全麵惡化，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急劇下降。
甲、發展中國家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60年代為5.6%。70年代為6.1%，80年代為3.4%。人均經濟年增長率，在1965-1973年間為3.9%，1973-1980年間為2.5%，80年代為0.9%。
乙、通貨膨脹率，60年代為9.0%，70年代為19%，80年代為42.75%。
丙、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國民生產中所占比重，1950年為17%，1989年為20%，增加了3個百分點；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40%降到1990年的25%，減少15個百分點；而其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重從1950年的67%增至84.2%，即增長17.2個百分點。
丁、發展中國家的外債餘額在1990年達到將近1萬億美元。
拉丁美洲情況尤為嚴重，實際經濟增長率從70年代的5.8%降至80年代的1.5%，通貨膨脹率自1983年起上升到了三位數。
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視為執行新自由主義調整政策的樣板國的石油大國委內瑞拉，1992年失業和半失業的人口占總人口的50%，7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3%的人淪為赤貧，兩極分化嚴重，社會政治矛盾激化，1992年發生兩次未遂流血軍事政變。
墨西哥《視界》雜誌1993年3月31日一篇題為《複雜的經驗》的文章分析拉美國營企業私有化的後果時說：“經濟更加集中於與跨國公司有聯係的國內大型企業集團周圍，這些企業成為已經和正在進行的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私有化已變成了單純的拍賣”，“廣義上的私有化作為一種思想力量出現於拉美舞台上，充滿了意識形態色彩。”墨西哥《至上報》1993年3月23日載文說：“1990年1.9億人也就是拉美46%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一數字比80年代初增長了5%，22%的拉美居民生活在極度貧困中。”
3.西方新自由主義對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影響
在前蘇聯東歐國家，西方新自由主義直接演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取向型“改革”模式。蘇聯東歐圍繞著改革問題，出現各種不同的理論模式，社會主義的和反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彼此進行過並且正在繼續進行激烈的交鋒。1989年劇變以後的東歐國家，1991年8月事件以後的蘇聯，當局將取締共產黨、建立以私有化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同西方經濟一體化作為基本國策。這一變革過程最引入注目的是變革的理論背景。
自由派理論家首先將矛頭指向十月革命，企圖全盤否定蘇聯幾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果。例如，1991年7月29日《莫斯科真理報》載文說：“蘇聯正在成為世界反共產主義的危險中心。這場流行病的規模已大到威脅社會主義思想和世界上任何一國社會主義選擇的地步。除蘇共以外，當前幾乎一切政黨、社團都反對蘇聯向社會主義發展。”“有人越來越積極地向社會灌輸一種思想：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是曆史的錯誤。”蘇聯《新時代》雜誌1990年45期刊登的題為《第二次革命》的一篇浸透著新伯恩施坦主義精神的文章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針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發的，馬克思寄希望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但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不符合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因而不存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希望。而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希望革命，認為世界革命對全世界有益。結果，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與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聯係，成為具有傳統的東方結構色彩的社會主義革命，新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是沒有生命力的傳統東方結構的模式。東方結構的社會主義模式沒有發展潛力，中國的改革也不是這一社會主義模式的出路。在文章作者看來，東方是落後的僵化的社會，即使在歐洲資本主義影響下發生變化，也不會進步得太快。中國革命的勝利純屬偶然，它殘酷地消滅了資本主義製度的萌芽，因而注定沒有出路。東歐現存的結構是強加的，格格不入的。蘇聯的悲劇在於接近東方結構，而不了解歐洲資本主義結構。蘇聯改革的惟一出路在於完成從東方結構到歐洲資本主義結構的轉變。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是通向古典的東方結構的反動的社會倒退，而反社會主義革命則是向人類進步方向的重新轉變。作者如下的一段話鮮明地表現出他的新伯恩施坦主義傾向：“馬克思逝世後，西歐同誌當中的多數人從20世紀初期起便追隨恩格斯最親密的學生伯恩施坦，認識到馬克思寄希望於資本主義盡快滅亡是錯誤的，並認為最好在現有的社會狀況範圍內慢慢使歐洲資本主義製度向社會公正方向改良。但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與他們的歐洲同誌對迅速發展了的已致富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歐洲的看法不同，認為能越過曆史階段，欺騙曆史，為了一個看來是錯誤的目標不惜使數千萬無辜者流血。”按照這位曆史學家的邏輯，俄國數千萬無辜者流血似乎不是作者崇拜得五體投地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發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似乎他所崇拜的伯恩施坦不是這場大戰的幫凶，似乎列寧不是這次大戰的反對者）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而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罪過。同樣，按照他的邏輯，中國人民似乎不應當進行革命鬥爭，而應當永遠聽任帝國主義列強（包括沙俄帝國主義）的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