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改革模式。1991年7月發表的蘇聯共產黨綱領草案對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了這樣的闡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個社會的目標和中心是擺脫了剝削和各種社會壓迫，擁有充分的公民權利和廣泛的機會發展和顯示自己的才能和滿足多方麵需要的人。這個社會的基礎是：效益好的混合經濟，經濟效益同社會公正原則，實行政治和思想多元化。”關於混合經濟，草案的說明是：“所有製形式多樣化，但公有製形式起主導作用，反對全麵非國有化和私有化，主張在經濟上可行的地方利用私人經營的潛力。”“在市場條件下，包括私營成分在內的經濟應當成為社會和國家調節的對象，目的在於及時解決新產生的矛盾和消除比例失調現象，保證經濟有利於社會。”
當時，蘇共黨內有人提出，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都可采用的提法，其基本內涵界定為瑞典、挪威、瑞士、丹麥等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
在80年代，在東歐經濟學家中，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模式的最起勁的鼓吹者當推旅居美國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科爾奈以《短缺經濟學》一書馳名東西方經濟學界。科爾奈在這本書中將社會主義經濟製度說得一無是處，但沒有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方案。科爾奈另一本書《走向自由經濟之路——置換社會主義製度》將反社會主義的改革方案和盤托出，要旨是：
第一，反對改革社會主義經濟，主張和平演變，即用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取代社會主義經濟製度。此書的副標題《置換社會主義製度》就反映出科爾奈的根本立場。
第二，鼓吹政治“民主化”，認為政治改革為經濟改革之前提，欲改變社會主義經濟製度，首先得改變社會主義政權。
第三，鼓吹私有化。科爾奈反對奧斯卡·蘭格提出的市場社會主義，認為市場社會主義是在生產資料公有製基礎上輔之以市場因素。科爾奈反對公有製，力主產權改革，在國防工業以外的一切領域實行徹底的私有化。國營企業私有化的途徑是按市場價格出售。
第四，主張保護非勞動收入，反對累進稅率。
第五，鼓吹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論，反對政府幹預經濟，主張自由放任，自由競爭。
在《社會主義經濟體製——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1992年）這本世界銀行發展研究所資助寫成的書的序言中，科爾奈斷言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不可能改革，其惟一的出路是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渡。
由此可見，80年代在中國大行其道，被中國經濟學界某些學者奉為金科玉律的科爾奈經濟學乃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翻版，其要點有二：一是主張私有化，變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為私有企業；二是主張自由放任，反對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行使其主要職能管理國民經濟。一言以蔽之，主張用私有製加自由放任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模式取代社會主義經濟政治製度。
前蘇聯、東歐國家劇變前後實施或擬訂的改革方案，其基本口號是向市場經濟過渡。方案的核心，一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二是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幹預，特別是取消國家對價格、進出口和彙率的管理，實現價格放開、進出口自由和貨幣按市場彙率自由兌換；三是“爭取與西方經濟融合”，實現同西方經濟特別是同歐共體經濟一體化，極力爭取西方經濟援助，將西方經濟援助視為蘇聯、東歐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不可或缺的前提。除了個別國家以外，前蘇聯、東歐國家普遍要求西方國家減免債務，或重新安排外債償還期限。
西方經濟學家特別是美國經濟學家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直接參與前蘇聯、東歐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方案的製訂，其中最典型的，一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向波蘭團結工會政府建議的休克療法綱領，又稱薩克斯計劃；二是蘇聯經濟學家亞夫林斯基與哈佛大學教授們共同製訂的“哈佛綱領”。“休克療法”的特點是一步到位，“猛的大膽一躍而進入市場經濟”，這使人聯想起俄羅斯聯邦的“500天實現私有化”的沙特林計劃。“哈佛綱領”又名“大交易綱領”，其特點是將蘇聯的經濟改革同西方七國集團的援助有機地聯係在一起。蘇聯承諾向地方特別是向加盟共和國下放權力，以及放開物價、廣泛的私有化、對外開放。作為交換，西方七國集團須向蘇聯提供大規模經濟援助，緩解蘇聯對外債務困難，並在貿易、投資、科學、技術及蘇聯加入國際經濟組織方麵進行長期合作。
前蘇聯東歐國家上述以向市場經濟過渡為基本口號的“改革”綱領是以西方國家政府提出的先決條件為基本依據的。美國前國務卿貝克1991年6月在北約國家財長會議上提出的西方援助蘇聯的五項條件即為明證。這五項條件是：建立市場經濟；進行自由選舉和實行法治；給予波羅的海沿岸三加盟共和國以自治權；停止支持“對內鎮壓對外顛覆的政權”；削減國防開支，軍用企業向民用轉變。
前蘇聯東歐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取向型“改革”路線，造成經濟大幅度滑坡、通貨惡性膨脹、國家分裂、社會動亂、人民蒙受苦難的嚴重後果。在1990-1992年的三年間，前蘇聯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2%、-9.0%和-18.5%，東歐諸國分別為-7.4%、-13.5%和-7.5%。蘇聯在1990-1992年三年間，通貨膨脹率分別達5.4%、94.7%和1201.3%。東歐國家劇變後的1989-1992年四年間，通貨膨脹率分別為135.5%、158.8%、119.4%和196.8%。
我國學者喻權域同誌在一篇題為《紅旗落地的後果》的俄羅斯考察記中寫道，蘇聯劇變六年，沒有興建一個大型工業企業，也沒有任何大項目開工。著名的科學院、大學等單位內部破敗不堪，可是沙俄時代的皇宮，以及東正教教堂卻在大興土木。賄賂公行，“吏治”比沙俄時代還腐敗。黑社會勢力猖撅。經濟大幅度滑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1991-1996年間，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減少46%，工業生產產值減少54%，消費品生產減少58%。沒有任何一種產品有進步，市場被外國商品占領。市場上食品50%是進口的，家用電器80%是進口的，輕工業實際上停止了生產。從社會主義道路“轉軌”到資本主義道路，俄羅斯經濟遭到的損失，比當年德國法西斯三百萬軍隊侵略所帶來的損失還大。劇變六年來，俄羅斯的物價上漲一萬多倍，工資隻增長三千多倍。由於保留了“蘇聯時期”的一些福利（低房租、公費醫療、基本食物低價），又由於許多人搞第二職業，人民實際生活水平約下降40%左右。若以1991年為基數，現在是經濟下降一半，人民生活水平下降30-40%，人均預期壽命減少六七歲，男人的人均預期壽命從67歲降到59歲。
東歐國家1989年劇變，蘇聯1991年8月事件以後的演變，基本上滿足了西方政府提出的條件。在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支配下，原有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被搞得支離破碎，社會經濟管理一團混亂，西方國家所要求的目標已經達到，但前蘇聯東歐國家翹首以盼而西方國家曾信誓旦旦地許諾提供的經濟援助並未滾滾而來，西方國家口惠而實不至，以至波蘭瓦文薩總統覺得“受騙上當”，對西方“缺乏諒解和行動緩慢感到失望”。
西方國家之所以沒有提供許諾的經濟援助，一是西方國家本來就缺乏在前蘇聯東歐國家搞新馬歇爾計劃的誠意，二是前蘇聯東歐國家對外資需求數額驚人。人口僅1700萬的東德被西德統一後，西德每年提供的資金就在1000億馬克以上，西德科爾政府因此被弄得焦頭爛額。前蘇聯東歐國家所需資金數額龐大，西方國家根本無力提供。因此，前蘇聯東歐國家把經濟振興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國家的經濟援助上麵，顯然帶有很大的盲目性。
4.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我國理論界的影響
近年來，特別是90年代初期以來，在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泛濫這種國際理論背景下，在我國經濟體製改革問題上，某些學者提出了一係列嚴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理論觀點。這些觀點大都來源於西方新自由主義學派，其中不少直接來自西方新自由主義學派的變種——東歐新自由主義學派。這類觀點流毒全國，為害甚烈，我們決不可等閑視之，掉以輕心。
甲、全盤否定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成就，宣揚資本主義經濟製度比社會主義製度優越
有的人寫道：“國有製壟斷一切的計劃經濟是一種低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蘇聯計劃經濟體製70年間上演了一出‘懶—窮—垮’的悲劇，也宣布了以國有製為基本形式的社會主義模式的破產。20世紀社會主義史表明，以國有製為基本形態、以計劃經濟為資源配置方式的社會主義模式並不能真正為民眾謀利益。”
乙、否定社會主義的根本製度特征
有的人寫道：“馬克思、恩格斯從來不說公有財產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用的是‘社會財產’。馬、恩著作中譯本中的‘公有製’是原著‘社會所有製’的誤譯。”“社會主義社會中居統治地位的財富的性質至今未被闡明。”“關於私有是否為資本家義的本質同公有是否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一樣，也是一個應該研究的問題。”“把公有認作社會主義所有製的基本性質是不確切的，道理很簡單，公有就是共有，至於是哪些人共有和怎樣共有，在公有這個概念本身並不包括的，……把公有製為主體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本特征的說法也不確切，……適合於社會主義所有製的基本性質是什麼，我考慮是社會所有。”
有的人寫道：“長期以來，在傳統的意識形態下，傳統形式的公有製、按勞分配、計劃經濟被看做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幾十年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上述三個被當做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信條及由此形成的體製模式嚴重地限製、束縛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嚴重束縛了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即作為勞動者的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使經濟現代化進程和社會主義本身都陷入了越來越嚴重的困境。”
有的人寫道：“小平同誌並沒有把公有製、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三者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而認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過去長時間內把這三點作為本質特征來捍衛，主要是為了將社會主義製度與資本主義製度進行比較，……現在看來，它們並不是兩種社會製度的本質區別。因為資本主義也有國家所有製，在工資分配上也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食的原則，資本主義也有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