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衰落和國家幹預主義的新崛起(1 / 1)

近年來,無論在西方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在前蘇聯東歐國家,都出現新自由主義衰落和國家幹預主義崛起的明顯跡象美國克林頓政府上台,拋棄了80年代初一度成為裏根政府官方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啟用美國全國經濟研究局一批反古典主義學派的年輕經濟學家。這一學派不相信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主張加強國家幹預,實際上是重新梳妝打扮的凱恩斯主義。克林頓政府依據反古典主義學派,製訂美國經濟振興計劃,運用經濟的和非經濟的政策手段,對內外經濟生活進行大規模的幹預。

在獨聯體國家特別是俄羅斯當局,提出建立有效的市場經濟的口號,強調各種所有製並存的混合經濟,強調國家經濟幹預的積極作用。在東歐國家,包括作為前蘇聯東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取向型“改革”的帶頭羊的波蘭和匈牙利,共產黨和左派政黨勢力上升,不少國家的其前身為共產黨的左派政黨在選舉中取勝,而自由派執政黨在選舉中敗北。

發展中國家國家幹預主義學派重新崛起。近年來,拉美經濟學家在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基礎上,提出新結構論的經濟理論與政策主張,其要點是:市場不是萬能的上帝,應加以監督、調節和引導;國有企業不可或缺,特別是在私人資本無力或不願經營的領域;在經濟衰退時期,為增加投入,創造就業機會,赤字財政政策未嚐不可取;政府不僅要重視短期調節,而且要重視中長期發展戰略;國家應幹預金融市場,抑製投機活動,鼓勵生產性投資,重視社會投資,特別是文教科技投資;強調國內市場和發展內向型經濟,實行有選擇性的對外開放政策;對外資外貿進行結構性管理,有開放,有禁止。

1994年年底和1995年年初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爆發的震撼全球的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有關國家和地區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壓力下,80年代後期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國有企業私有化;放鬆政府對國民經濟特別是金融市場的控製管理;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開放國內市場,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大規模吸收外資。危機給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損失,給經濟主權造成嚴重的損害,並給世界經濟帶來了相當嚴重的消極影響。

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帶有濃重複古主義色彩,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思想遺產,在西方國家稱為保守主義學派。其主張在西方發達國家行不通,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也行不通,這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誌為轉移。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80年代的興起隻是曆史的插曲,一現的曇花,但作為一個經濟思想流派還將長久地存在下去。而且,一旦遇有適宜的氣候和土壤,仍具有某種興風作浪的能量,但從長遠看,新自由主義成為左右各國經濟政策方向的主流派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了。

陳岱孫教授指出:“新自由主義各亞派都借70年代滯脹的機會,或明或暗地,以反凱恩斯主義為突破口,企望為經濟自由主義創造卷土重來的業績。但是經過了70至80年代,西方經濟理論實處於低潮的時期之後,應該說,這些新自由主義者雖然當時都做出努力,但事與願違,他們並不能奪取國家幹預主義之席,恢複其過去在西方經濟學中一度占據統治思想的地位,雖然凱恩斯作為近代西方國家幹預主義經濟學大天使的形象到今日還沒有從70年代初以後所受到的嚴重的損害中恢複過來。”

“問題的關鍵在於百餘年來的實踐和探索終於導致‘完善自由市場’神話的破滅,使經濟自由主義成為不切實際的理想。於是國家幹預主義就可以和它處於分庭抗禮的地位了。”

“有趣的是,在今天,似乎人們習慣地把這些新自由主義者叫做保守派而把凱恩斯及其追隨者說成為開明派。這種稱謂的區別恰恰顛倒了曆史的傳統。從18世紀末直到20世紀初,人們公認追隨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者為無可爭辯的開明派;而諸如重商主義、官房學派、國家主義、曆史主義等形形色色的國家幹預主義者都被視為保守派。是凱恩斯的出現才顛倒了這稱謂區別的舊傳統。這一顛倒,在今日的因襲,是否對這兩個思潮的消長有某種啟示呢?”

§§第六章 美國對華意識形態滲透政策及我們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