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美國反對一切不符合“美國標準”的革命，特別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這些對革命的總的看法，尤其是對布爾什維克這個幽靈的看法，如今已牢牢生根。這些觀念深深地紮根在政策製訂者的頭腦中。”這樣，反共主義成為現代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特點。
2.種族主義：
除了反共主義這一特點外，在美國曆史上形成的種族歧視的影響也不可忽視。
美國曆史學教授，70年代曾任美國曆史學家組織主席的埃德蒙·S。摩根指出，在美國，“自由和平等是伴隨著奴隸製而興起的。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這兩種彼此矛盾的發展過程並駕齊驅，從17世紀一直延續到19世紀，成了美國曆史上的主要悖論”。作者用大量史實說明，在很大程度上“美國人是靠奴隸勞動才贏得獨立的”。也正是奴隸製使白種美國人獲得了較多的自由民的權利，並形成民主共和的政治傳統。奴役和自由“兩者互相糾結，互相依存，英國人的權利是在剝奪非洲人權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美國隻不過是使這種悖論更加突出罷了”。正因此，美國那些開國元勳如華盛頓、麥迪遜、傑斐遜等人不僅終身擁有奴隸，而且都具有種族主義思想，並一直影響到他們的幾代後裔。最終形成了一種把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看成是世界最優秀的“將領導著世界的事務”的民族的偏見。而其他民族，特別是有色人種都被看成是等而下的民族甚至是劣等民族，是“應當再有幾十年來接受西方的訓育”的。而這種種族優越論又很自然地和反共主義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3.實用主義：
表現為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的另一特點是實用主義。這種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上升到了美國國家哲學地位的實用主義往往支配著大多數美國人的行動，而當其被美國當局在對外政策中加以運用時，就獲得了特殊的價值。
一方麵，美國在推行實用主義對外政策時“力圖擺脫”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道德規範，擺脫國際關係的共同準則，不顧對人類和曆史應有的義務，而“隻考慮於己直接有利的局勢”，因而“導致政策上的急劇擺動而難以實現與其他國家關係的正常化”。特別是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情形更是如此。美國上層決策者毫不隱諱地說，“在對共產主義進行的意識形態戰爭中，我們需要的不是真理而是破壞活動”。
另一方麵，實用主義又可被利用來作為推行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具。關於這一點，尼克鬆說得很清楚。他在1988年寫成的《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斷言，“東歐的共產黨人已完全失去了信仰。……新的一代東歐人不是空想家，而是實用主義者，而實用主義可以打開和平變革之門”。他鼓吹，“我們在東歐進行和平競賽的戰略必須立足於實用主義”。可見，實用主義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既是一種策略手段，又是一種思想信條。
在上述諸特點中，反共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是最主要的特點，這些在美國對華政策中亦一再地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