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利用人權外交對我國展開的“人權攻勢”，涉及到全麵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破壞我國的國家統一和借口人權問題粗暴幹涉我國內政等重要原則問題，對此我們必須進行認真的分析和堅決的批判，以認清美國借口人權問題攻擊我國的真實意圖，澄清有關人權問題的是非。
首先涉及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社會主義國家到底講不講人權。美國及其西方夥伴一直自詡為“世界人權衛士”，將人權看做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品，並以人權為武器低毀和攻擊社會主義製度。早在戰後初期，作為美國冷戰政策正式形成標誌的杜魯門主義就鼓吹“自由製度”、“自由選舉”和“對個人自由的保障”，將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汙蔑為集權主義“專製”，並號召對蘇聯“集權主義”發動一場“聖戰”，把人權當做他們推行極端的反蘇反共政策的籌碼。在上述美國對我國推行的人權外交中，美國儼然擺出一副“人權審判官”的架勢，將我國描述為各方麵都存在著人權問題、不講民主和法製、公民沒有任何自由的嚴重摧殘人權的國度。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也把自己打扮成“民主鬥士”、“自由先鋒”和“人權衛士”，舉著人權旗幟向社會主義製度發難。就連美國國會人權組織授予舊西藏實際上的大奴隸主達賴的獎項也稱為人權獎，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社會主義國家果真不講人權、人權果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品嗎？還是讓我們來看一看我國和美國的實際情況。我國自近代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後，國家失去了主權，中華民族成為列強任意宰割、欺淩和奴役的對象，人民不僅毫無政治權利、人格尊嚴，就連自己的生存和生命安全也沒有保障。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華民族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使廣大人民獲得了當家做主的權利，並逐步走上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基本上解決了人民的生存權問題，國家所致力的民主政治建設不斷取得新的進展，我國的經濟和社會權利有了根本的改觀。中國所取得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國際上的公認。中國不僅解決了12億人口的溫飽問題，還在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排名較為落後的條件下，達到了中等國家人類發展的指標。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出版的《1991年人類發展報告》，通過以生活水準、知識水準和預期壽命三個主要指標對人類發展指數進行測算，中國在160個國家中排名第82位，已達到中等國家的水平。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改革的不斷深入，公民的個人權利、政治權利和人權的法律保障不斷得到加強。目前，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族團結，人權狀況呈現全麵改善的良好趨勢。美國以人權為武器，低毀和攻擊社會主義國家，一味地譴責中國摧殘人權，而它自己卻存在著嚴重的人權問題。美國是世界上暴力犯罪最嚴重的國家，也是對兒童使用暴力最多的工業化國家，平均每年有暴力犯罪200萬起，600萬人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2.4萬人被謀殺；美國是西方國家中貧富懸殊最大的國家之一，據統計，目前美國1%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國40%的財富；美國國內的種族歧視舉世聞名，曆史上存在著對印第安人實行種族滅絕和販賣黑奴、對黑人進行血腥奴役的汙點。目前種族歧視、種族主義發動的種族暴力事件依然困擾著美國社會。另外，性別歧視也是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問題。美國對自己存在的人權問題置若罔聞，卻揮舞著人權大棒肆意低毀和攻擊我國，充分暴露了它對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政治偏見。
美國在推行人權外交時，采用的是“雙重標準”，對西方所謂“自由國家”和“向民主過渡國家”用一種標準，而對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不願跟他們走的民族獨立國家，則用另一種標準。對前者，即使出現比比皆是的人權問題也視而不見、聞而不言；對後者，則“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橫加指責，對本屬一國內政的問題，粗暴幹涉。這種人權標準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反映了它的霸權主義實質。這充分說明，美國所真正關心的並不是中國人民的人權，而是借口人權問題醜化中國的國際形象，縮小社會主義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破壞中國的穩定，遏製中國的發展，進而改變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社會主義製度。
其次，我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不是實行“一黨專製”。美國和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都攻擊中國是“一黨專製的國家”，實行的是“共產黨一黨的專製或獨裁”，並因此認為中國存在著嚴重侵犯人權的問題，公民沒有人權、民主和自由。這是對中國政治製度的蓄意歪曲。
我們知道，民主不隻是管理國家的形式，它同時也反映國家的實質。我國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中國的民主政治製度就是由政權的這一性質決定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於人民。”由民主選舉產生、代表人民意誌的人民代表大會，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和保障公民政治權利的主要形式，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國家的根本製度。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通過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對國家政治生活實行領導。隻有這樣的民主製度才能保證社會主義本質的實現，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同西方的民主製度、多黨製、三權分立和議會政治等有著根本的區別。西方民主製度的核心在於保護資本主義私有製，然後才是它承諾的各種自由。多黨製和三權分立完全是私有製條件下資產階級不同集團之間利益矛盾的產物。中國民主政治的建立是一個過程，目前它固然有其需要改進和不完善的地方，但從本質上說，它優於西方的民主製度；中國的民主製度不允許極少數人利用其財富所賦予的特權來控製政治權力，它不是資產階級少數人的民主，而是體現了最廣大人民的民主。
美國和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之所以攻擊中國實行“一黨專製”，目的就是要改變中國的政體，動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用西方的民主政治製度取而代之。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對此直言不諱。受到美國庇護的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李錄在1989年12月24日的《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說：“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希望是建立在美國憲法的人權法案的原則上。”對於在中國移植西方式的民主，就連美國人都認為不適合。李錄的文章發表之後，《紐約時報》又在1990年1月24日刊登了美國一位中國問題專家的來信，信中說：李錄的文章“迎合美國的情緒，而不適合中國的需要”。美國國務院近幾年發表的世界人權報告充分暴露了美國敵對勢力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意圖。美國國務院1996年3月6日的世界人權報告，對中國的指責達數十頁，始終關心的是極少數違法犯罪分子有沒有推翻合法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中國現行政治製度的“權利”。報告即使提到中國人權的某些“進展”，也因為其不能從根本上“威脅”到共產黨的領導而對這些進展表示不滿，報告肯定了近些年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權力的增強，但認為它還“無權決定政策或除去政府或黨的領導人”；報告肯定了農村地方選舉，但認為它“沒有能力和平改變”中國的“政體”，“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美國國務院1997年1月30日和1998年1月30日發表的世界人權報告，指責中國侵犯了公民的言論自由，原因是中國不允許“否定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原則”；指責中國侵犯了新聞自由，原因是中國要求記者“保守‘國家秘密’”；指責中國侵犯公民的信息自由和通訊自由，原因是中國要求“不利用互聯網絡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其實，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不會允許其公民濫用自由的權利，從事違反憲法、煽動推翻政府和國家製度、危害國家的安全和統一、泄露國家機密、損害國家利益的違法犯罪活動。這就明白地告訴我們，美國要求的並不是真正的言論、新聞、信息和通訊自由，而是推翻共產黨執政地位的自由。事實上，中國是否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已成為美國和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衡量我國是否有人權的一個主要標準。隻要中國仍然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隻要中國沒有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製度，不管中國經濟如何發展、政治如何民主、人權狀況如何改善，中國都是一個專製國家和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這就是美國在對中國發動“人權攻勢”時所遵循的一個荒謬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