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選拔和培養接班人要把“革命化”放在首位，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也就是說，首先考慮堅定不移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此前提下考慮其他條件，這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國內環境所決定的。
我們是在帝國主義包圍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針不會改變，遏製我國發展、強大、統一的圖謀不會放棄。依仗經濟上、技術上、軍事上的優勢，消滅社會主義，這是他們的帝國主義本質決定的。當武裝入侵的辦法行不通的時候，他們就采用“和平演變”的辦法。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就是帝國主義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得手。在蘇東劇變以後，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處於低潮。帝國主義把反社會主義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國，他們正在加緊對中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力圖摧毀我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堡壘，置我國於附庸地位。正如鄧小平同誌指出的：“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西方國家“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是西方國家對華政策的根本的方麵，因為這是由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製度的對立和鬥爭所決定的。當然，西方國家出於現實的戰略和經濟利益的考慮，需要同我們接觸、打交道、發展關係，不這樣，生意沒法做，不利於其經濟利益。但是，這種“全麵接觸”、“發展關係”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對中國的政治產生影響”，其實質是促使中國從內部發生“西化”和“分化”，促使中國發生類似於蘇聯那樣的變化。尼克鬆在論證美國必須同中國發展經濟貿易來往和開展人員交往時，直言不諱地承認其目的是促進中國的“和平演變”。他說：“我們一定要了解，如果不是1972年打開了中國門戶，讓中國人民接觸了外在世界，因而對民主自由繁榮富足滋生向往之心，根本就不會有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如果我們現在把中國大門關上，重新回到1972年以前的道路，實在是不可原諒的錯誤。”美國一位駐華大使來華就任前對國會作證時也明確表示，保持中美兩國密切的關係是為了“促進各種思想向中國自由流通”，使中國“能更多地接受西方的價值觀”。
帝國主義對我國實施“和平演變”戰略，這是不會改變的。而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又不能不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很明顯，在世界經濟日益趨向全球化的條件下，關起門搞建設是不行的。對外開放可以帶來好的東西，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但同時也會帶來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消極影響，也會便於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的影響下，我國有的人完全按照“西方價值觀”來對待改革，照搬西方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哲學觀點和政治觀念，把它們奉為圭桌，竭力把社會主義製度“改革”成西方的資本主義製度，這是毫不奇怪的。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產生的外部條件。隻要帝國主義不放棄“和平演變”戰略，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就不會消失。
從我國國內情況來看，由於二十年取得很大成功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思想各個領域的情況，同五六十年代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經濟體製的改革，我國個體經濟、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等經濟成分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在所有製結構上，已經形成了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格局。這是符合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及其發展需要的，因而是應該長期堅持的政策。但是，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必然帶來一些新的問題。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尤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同社會主義公有製之間既有合作的一麵，共同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各自做出自己的貢獻；又有矛盾和鬥爭的一麵，這種矛盾最根本的是爭奪主體地位的鬥爭。不是已經有財大氣粗的私營企業主宣布，主體不是封的，誰行誰當主體，公開要求從“補充地位”變為“主體地位”了嗎？至於外資企業爭取壟斷我國市場、“吃掉”一個行業又一個行業的活動，也是屢見不鮮的。對於這種鬥爭，我們應保持清醒的頭腦。
經濟上多種經濟成分必然帶來多種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性質經濟成分的存在，必然產生為資產階級經濟利益辯護的理論、思想，必然產生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存在決定意識，這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這種狀況已經在我國思想領域反映出來了，報刊上表達資產階級利益的觀點一度甚為蔓延，一些老掉牙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觀點被當做時髦的、創新的東西加以宣傳。例如，有人公開主張西方經濟學應該成為指導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範式”，因為它反映了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宣布中國不需要建立自己的經濟學，隻要把西方經濟學搬過來就可以了。這種觀點居然被稱之為對我國改革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有人宣傳勞動價值論過時了，不僅活勞動而且資本也創造價值，因而私營企業不僅不存在剝削，甚至是更好地實現了按勞分配；有人渲染國有企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把國有企業比做一堆破銅爛鐵，主張盡快賣掉國有企業，而且是“靚女先嫁”，效益好的國有企業優先出賣；有的領導幹部竟然宣布消滅國有企業是自己的任期目標，有計劃地、迫不及待地以各種形式實行私有化，而把發展經濟的希望寄托在私營經濟、三資企業身上，認為它們是經濟的主要增長點；如此等等。類似的理論觀點在報刊上的頻繁出現，說明資產階級代言人的活動已達到何等猖撅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