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非社會主義成分的經濟實力達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在政治上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因為它們的經濟利益需要有可靠的政治保障。經濟決定政治，這也是不依人們意誌為轉移的。目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處於輔助地位、起補充作用，一旦它們取代公有製處於主體地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無產階級專政就會失去自己的經濟基礎，那時政治形勢就會發生急劇的變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種情況是可以預見到的。即使在目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實力還不足以提出符合自己根本階級利益的政治要求的情況下，一些反映他們的經濟利益而與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相悖的政治觀點已屢見報端。例如，有人提出“寓黨於政”，要求取消黨的基層組織，反對共產黨在社會生活各個具體領域中的領導作用；有人宣傳企業是經濟活動的場所，不是搞政治鬥爭的地方，要求黨組織從企業中退出去，否定黨組織是企業的政治核心；有人主張工人不是企業的主人，股東才是主人，反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宣傳職工代表大會製是最落後、最腐朽的製度，要求依靠“能人”辦廠，依靠“大款”發展經濟；在管理上，有人提出企業應該“建設得像花園，管理得像監獄”，對工人應該是“胡蘿卜加大棒”。諸如此類的言論還能說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嗎？然而取消了黨的基層組織、把工人階級置於被雇傭、被剝削地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還能存在嗎？
經濟、政治、思想各個領域出現複雜的情況，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問題不在於是否存在這種複雜情況，因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在於如何對待它們。這裏需要的是保持堅定的政治立場和清醒的政治頭腦。正如鄧小平同誌指出的：“到什麼時候都得講政治。”要“防止一些同誌，特別是一些新上來的中青年同誌在日益複雜的鬥爭中迷失方向。”正因為存在多種經濟成分，我們越是需要強調以公有製為主體；正因為存在多種意識形態，我們越是需要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正因為存在多種政治要求，我們越是需要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一句話，越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越要注意講政治，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與堅定。
總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我們可以看到，帝國主義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產生的國際原因；我國資本主義性質經濟成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政治要求的存在，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產生的國內原因。而這些國際、國內因素，在我國四個現代化實現以前將一直存在。隻有我國經濟上趕上並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威脅才會從根本上消除，也隻有我國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為社會主義製度奠定牢固的物質技術基礎，社會主義才夠格，社會主義製度才能得到真正的鞏固。正是從這一點出發，鄧小平同誌在為我國製訂從本世紀80年代到下一世紀中葉的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時，強調這三步發展目標，不僅可以使中國人民徹底擺脫貧困，而且可以“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到那時，資產階級自由化賴以產生的土壤才會逐漸縮小以至消失。顯然，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完成以前，我國社會發展始終存在一個方向問題，即朝社會主義方向前進還是倒退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始終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製度的鬥爭。
既然客觀上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而這種鬥爭又決定著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決定著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選拔和培養的接班人就必須首先對這一問題有清醒的認識和明確的態度。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旗幟必須鮮明，不允許有任何妥協和模棱兩可。胡耀邦同誌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定，使得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起來，導致1986年底全國性的學潮。趙紫陽更是背離和放棄四項基本原則，慫恿和助長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甚至在關鍵時刻，采取支持動亂、分裂黨的立場，以至政治動亂不斷升級，直到首都發生反革命暴亂。這一曆史教訓，從反麵證明了接班人的政治方向問題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