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同誌說：“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對於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諸如辦經濟特區、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等等，“我們的政策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製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願意幹就幹，幹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很明顯“不爭論”是就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而言的。改革開放采取什麼措施，發展經濟采取什麼政策，應該通過實踐，根據“三個有利於”的標準進行選擇，這靠抽象的爭論是解決不了的。改革是一場新的革命，沒有現成的方案可做遵循，一切措施都需要探索，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有問題要及時解決。在這方麵，需要的是闖的精神，進行試驗。沉湎於爭論，隻會束縛思想，貽誤時機。
但是，鄧小平同誌決不是主張任何問題都不搞爭論。他在涉及我國社會發展方向的重大理論問題上，曆來是主張旗幟鮮明地批判錯誤思潮的。他強調，作為靈魂工程師的思想戰線上的戰士，應當高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決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各種精神汙染的現象作鬥爭。在改革的政治方向問題上，他要求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並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劃清界限，強調這要繼續爭論下去。正如江澤民同誌指出的，“這些年來，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違反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的錯誤觀點。對事關政治是非問題，決不能掉以輕心，等閑視之，必須旗幟鮮明，分清是非。”正因為這樣，十四屆六中全會強調要分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同私有化，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議會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等重大問題上的是非界限，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場，及時排除各種錯誤傾向的幹擾。
可見，鄧小平同誌提出的“不搞爭論”是針對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而言的，決不能把它泛化，決不能認為所有問題都不爭論。在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爭奪陣地的問題上，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不僅不能“不搞爭論”，相反，應該毫不含糊地進行鬥爭，開展既有針對性又有說服力的批判。隻有把正麵的宣傳、教育同對錯誤思想的批判結合起來，才能使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思想占領意識形態陣地。
有人擔心開展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思想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批判錯誤思想，會影響團結。這裏有一個是虛假團結還是真實團結的問題。團結必須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的基礎上。毛澤東同誌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民主的方法概括為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即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為了真正達到困結，既要有團結的願望，又需要批評或鬥爭，分清是非。曆史經驗表明，不講原則，不分是非，那種團結是虛假的、表麵的。隻有真正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把思想統一起來，團結才有堅實的基礎。在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之間講團結，是緣木求魚，永遠實現不了的。
兩任總書記在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失誤是多方麵的，其教訓是十分深刻的。在選拔和培養接班人時，必須認真汲取這些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