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樣一種“曆史學”卻通過中國的某些“學術權威”而流傳到中國並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鳴。否定革命同樣成了中國某些學者中傳播的一個不大不小的思潮。
有些人否定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必要性。認為一百多年的反帝反封建鬥爭，阻礙、延緩了中國現代化的實現，如果不反帝反封建，中國早就現代化了。有人說，“實際上，中國近代資本主義並非絕對行不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從本質上說是一條中國式的，或大體適合中國國情的資本主義道。”
有的人全盤否定中國人民的反封建鬥爭，否定革命。他們對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戊戌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直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統統加以否定。說什麼戊戌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等都是“激進主思潮”的產物。有的人說：“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已經腐朽的王朝，但是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時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來逼著他邁上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痛快地搞掉，反而糟了，必然閥混戰。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後，就是不斷革命：‘二次革命’、‘護國、護法’、‘大革命’，最後就是1949年的革命，並且此後毛澤東還不斷革命。”
有的人全盤否定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說“把民族獨立看做是近代中國的曆史主題”是“主觀先驗”的，是“極其濃鬱的民族主義色彩”。還有人宣稱抗日戰爭是錯誤的，不抵抗，中國可能早就現代化了。與此同時，有些人公然讚揚殖民侵略，說“如果沒有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人類，特別是東方民族所有優秀的自然才能將永遠沉睡，得不到發展”，“殖民化在世界範圍內推動了現代化進程”，“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甚至有人說亡國還可以得到西方的恩惠。
他們的結論就是要“告別革命”。說什麼“直到現在，‘革命’還是一個好名詞、褒詞，而‘改良’則成為一個貶詞。現在應該把這個現象明確地倒過來；‘革命’在中國並不一定是好事情。”“21世紀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當做聖物那樣憧憬、謳歌、膜拜”，“革命是一種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則是一種能量積累。”
在西方，為了否定十月革命，就要從否定法國甚至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做起；於是，在中國，為了否定1949年的革命，就要從否定1919年的五四運動、1911年的辛亥革命、1898年的戊戌變法做起。為了追究革命的“原罪”，有人找到了一個“開頭”的人——譚嗣同。“他所帶來的負麵效應也相當大，這一效應從譚嗣同影響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說一直影響到現在。”
總之，“告別革命”是一種學術化的政治思潮。它以本世紀末國際舞台上社會主義的挫折為背景，為一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曆史提供了一個完全顛倒的分析框架。在這個顛倒的框架裏，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變成了救世的福音，“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帝國主義的走狗、曆來為國人不恥的漢奸，成了歌頌的對象，就連腐朽的清政府也成了可以改良的東西，如此等等，帝國主義+漢奸+封建王朝的改良，這就是某些思想家為中國人設計的近代化方案，可惜這一美妙的方案，卻被革命噴上了血汙！
從更深層次上說，這種“告別革命”的曆史觀，來源於哲學上的非理性主義。眾所周知，從曆史上的法國大革命到德國資產階級革命，進步的階級無不對曆史發展充滿了樂觀精神，崇尚理性，相信一個合乎理性的美好社會終將到來，是這個時代的普遍信念。“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是一種何等豪邁的按照理性的藍圖塑造曆史的偉大氣魄。當然，這種對理性的信念在黑格爾那裏還是唯心主義的，而馬克思發現，這種絕對理念其實不過是現實曆史過程中顯示的客觀規律性的一種顛倒的表現形式，建立在客觀曆史規律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就成了現代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武器。當代一些人士鼓吹的所謂“反理性”，實際上是反客觀規律，不承認曆史發展的規律性，認為這種規律性是人為地杜撰的，認為認識客觀規律並運用這種規律改造世界不過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社會設計工程，搞這種工程必定會導致災難。因此，哲學上的反理性主義就成了對曆史學上的“告別革命”的一種呼應，並為它提供了更深層的思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