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們已經看到，在圍剿馬克思主義、圍剿社會主義的政治潮流中，西方的一些人文社會科學思潮是怎樣滲透到我國思想文化界，怎樣“靜悄悄”地侵蝕著我們國家的機體和人民的思想意識。這種滲透和侵蝕不僅表現在文學、曆史、哲學這樣的人文科學領域，而且更公開、更明顯地表現在政治學、經濟學、法學這樣一些與現實政治、經濟直接相關的學科領域。
西方思潮在我國政治學領域的影響十分值得人們關注。有人不顧我國與西方國家在政治製度上的根本區別，提出我國的政治體製也應當與世界接軌。他們說：“既然我們的經濟體製必須和世界接軌，那麼政治體製又怎麼可能獨立於門外？總之，改革進行到今天，政治和經濟改革都需要從傳統的意識形態束縛中解脫出來。”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體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政體也與西方國家相異，我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製度這一政體。我們可以借鑒西方政治體製的某些有益的東西，但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製度。試問，我們的政治體製究竟應當怎樣與世界接軌呢？所謂政治體製的“傳統意識形態”又是指什麼呢？
看來，政治領域的“傳統意識形態”之一，大概就是國家的階級性。福山對馬列主義指出民主的階級實質就深惡痛絕。他認為20世紀“民主的最大敵人是以‘實質民主’之名攻擊……‘形式民主’”。我們看到，我國有的論者完全不談社會主義國家同法西斯國家在階級實質上的區別，把十月革命後搞國有化、計劃化同法西斯希特勒搞“國家社會主義”相提並論，一概斥之為“集權製度”、“國家主義”。有人讚賞西方自由主義的權利觀念，讚賞自由主義主張限製國家權利對個人自由的侵犯，抽象地談論“強國家”踐踏人權，應該“限製”。在當今國際敵對勢力千方百計顛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的時候，這樣強調“弱化”國家意味著什麼呢？在一些人的詞典裏，國家的具體的政治內容抽掉了，甚至政府都被從“國家”中分離出去，那麼剩下的是什麼呢？就是所謂“家園”、“鄉土”，這樣的“國家”，豈不任人宰割嗎？
政治學領域的另一種“舶來品”，就是“腐敗無害論”。
大家知道，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極力宣傳腐敗無害，甚至有利。他認為，腐敗有利於改革、有利於穩定、有利於發展，而反腐敗會產生消極後果。他說：“對於維持一個政治體係來說，腐化和改革有異曲同工之妙。腐化本身可能成為改革的替代物，而腐化和改革又可能成為革命的替代物。腐化能起到緩解各集團要求改變政策的壓力的作用，正如改革能起到減輕各階級要求改變體製內壓力的作用一樣。”“腐化是現代化的產物，特別是政治意識擴大和政治參與擴大的產物”，“一定量的腐化不失為一種打通現代化道路的潤滑劑。”又說：“如果官僚係統向上升遷的大門敞開著，高層腐敗就可能與政治穩定相容；如果上層官僚是清廉的，下層官僚的腐敗則會直接加強政治體係的穩定性，因為下層官僚可通過撈取錢財獲得滿足；如果官員為政黨的利益而腐敗，如以加官晉爵來獎賞那些為自己政黨捐款的人士，那麼，這種腐敗就有利於政治發展，美、英都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反腐敗有可能產生消極後果，如埃及政府整肅腐敗就給經濟發展製造了更多的障礙。”
對於我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講，這種理論的荒謬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無論是就我國的國家性質，就我國改革的性質，還是我們對幹部的要求，都絕對不可能有“腐敗無害論”、“腐敗有利論”以及“代價論”的藏身之處。無論是高層官員還是下層官員，如腐敗盛行都必然觸犯人民的利益，怎麼會有穩定可言呢？至於靠腐敗促進經濟增長，則無異於飲鴆止渴。腐敗正是引發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這場危機使東南亞的經濟倒退了幾十年。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國理論界有人不僅不加分析地照搬這些觀點，有的還大大發揮了這些觀點。有人說：“以為腐敗隻有消極作用，將是膚淺的”，腐敗的加劇“說明了腐敗必有其功能”。功能何在呢？據說“腐敗是一種保障係統，可以抵製壞政策。它通過賄賂動搖這一政策”。“在某種意義上說，有些腐敗是消除計劃經濟約束的催化劑，就是說，腐敗在某種條件下對舊體製的解體有促進作用”，“腐敗和賄賂的風行”“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了經濟改革的成本費”，“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腐敗“化解著一些人的革命願望——你可以通過行賄的方式達到利益上的要求”，“我們的理論要求我們否定暴力，否定革命”，因此，要“承認腐敗，不搞革命的洗滌”。還有的說，“如果腐敗不能從體製上根治，那麼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第二好的。所以反腐敗力度要把握適當，如果力度把握得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這是一種缺乏道義和社會良知的“理論”，如果我們可以把它稱為“理論”的話。對中國老百姓來講，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殘酷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