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是為害久遠的。腐敗具有極強的彌散性、滲透性和毒害性。它動搖公共權力主體的合法性，瓦解和動搖政治製度的階級基礎；它破壞政治關係，阻礙或破壞政治過程；它毒化社會環境和民族精神，是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嚴重汙染源。腐敗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腐敗一旦滲透到司法部門，隻會導致正義退位。而其一旦擴散到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麵，整個社會將變成壞人為所欲為的天堂。
前蘇聯解體的原因很多，但其中管理層的腐敗，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之一。日本《讀賣新聞》1992年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說：“由於意識形態的腐蝕，黨員（指蘇共黨員——引者）的心理已經近似於日本公務員的心理，所以使黨員捍衛黨或燃起黨員的使命感起而采取政治行動的可能性極小。蘇共官僚們最關心的既不是馬克思和列寧的意識形態，也不是擁護社會主義製度，而是維護和擴大自己的特權，保持既得利益。”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原來的話題：一些人企圖靠腐敗去“消解”的，其實是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是執政黨的精神支柱，是社會主義在人民中的威信和形象。
消除權力腐敗的根源，是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目標。但是，我國的政治體製改革隻能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進行，鄧小平理論全麵而深刻地闡明了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基本任務、基本原則和方法，是我們政治體製改革實踐的惟一正確指南。但是，總有一些“理論家”試圖從西方的政治學說和法律學說中去搬用某些概念，認為非如此不足以“消解”“舊體製的弊端”。
黨的十五大依據鄧小平理論提出，我們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推進政治體製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對於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完整表述。可是，有人卻單單從中挑出“法治”兩個字，大談它與同一段話中的“法製”如何不同，表示對健全法製“並不稀罕”，而隻對“法治”兩字情有獨鍾，這是因為“實現‘法治’難就難在‘中國文化傳統的最大缺陷就是沒有人權’”。於是，中央提出的一個完整的政治體製改革目標搖身一變成了維護人權這樣一個抽象概念。
什麼是人權？什麼是“人權的普遍性原則”？這是我國同少數西方國家在政治上爭論的一個焦點。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多年時間，中國由於貧窮落後，先後被西方列強強加了大小數百次侵略戰爭和一千多個不平等條約，國家財富遭到洗劫，人民的生命和尊嚴糟到粗暴的蹂躪。飽受戰亂、貧窮和沒有人權之苦的中國人民，為爭取和平、發展與人權，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才結束了倍受欺壓的曆史，贏得了做人的起碼尊嚴和權利。因此中國人民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國家獨立、主權和民族尊嚴，十分珍惜穩定的和平環境。今天在改革、發展、穩定的條件下，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經濟、社會、文化、政治權利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00美元左右，農村還有4200萬人沒有脫貧，城市裏也還存在著1000萬的貧困者。這就決定了中國必須首先重視生存權和發展權，同時努力加強民主與法製建設，保護人民的經濟、社會、文化、公民的政治權利。在中國，發展是頭等大事，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都要靠發展，而發展又必須有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把生存權、發展權置於首位，在穩定的條件下通過發展來全麵促進入權，這是中國人權發展的必由之路。
西方一些國家認為，人權就是個人的政治權，不讚成還有經濟、社會、文化權，更不承認生存權、發展權。如美國憲法至今拒不承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是“人權”的組成部分，至今拒不規定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和公民權利平等的原則，至今也不授權美國政府采取措施促進人權。他們之所以關心中國的人權，實際上不過是借人權幹涉中國的內政，他們極力維護的，隻是極少數所謂“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反政府活動的“權利”，而決不關心廣大中國人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