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國有的理論家卻要求我們在人權概念上去與西方“接軌”了：“中國現在雖然還有6000萬貧困人口，但是畢竟有95%的人口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我們似乎已沒有必要與許多國家去較勁，固守自己獨有的‘人權首先是生存權’的觀念，而應趕快采取世界共同的觀念：‘人權即公民權利’。”
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不可以“較勁”呢？因為在一些人看來，個人權利至上是法治的基礎或前提。有人提出，要“從當代西方人文及社會科學思想的角度，對現代法的精神進行探討”；也有人認為，“中國法製現代化的實質就是市民社會在中國的孕育與生成，就是羅馬法在中國的複興。”作為這種“複興”的一個標誌，則要求在憲法中寫進“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應該指出，我國憲法和法律是明確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和其他合法財產的，對於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的保護問題，在憲法中也都有明確的表述。把私有財產不加分析地“神聖”化，這在許多現代西方國家都已經行不通了，有的國家已經取消了這樣的條款，有的國家則隻規定保護合法財產不受侵犯。硬要把這種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取消的東西搬到我國社會主義法製中來，不是太不符合“現代法精神”了嗎？
在曆史上“告別”社會主義革命，在文化上“消解”社會主義意識，在政治上“弱化”社會主義國家，在法律上“修正”社會主義憲法，如果這一切還不足以實現國內外某些人的政治企圖的話，那麼他們最終的希望就是改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現在經濟還沒有達到左右政治的地步，等到經濟能左右政治，那將是更大的進步。一句話，還是要靠經濟。”這裏所說的經濟，顯然已經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國民經濟發展，也不是指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改革，而是全麵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即生產關係。
改變社會主義的經濟關係，必須改變指導這種經濟關係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因此，以西方經濟學全麵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就成為一些人的明確要求和主張。有人主張徹底改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實行經濟學的所謂“科學革命”。有人公開提出：“像任何其他可以稱得上‘科學’的領域一樣，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學意義，是無國界的、無‘階段性’的、無‘階級性’的”，“這些基礎理論的內容，可以說是我們人類的共同財富”，也應成為“中國特色的基礎理論”。據此，主張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應當來個“範式轉換”，即朝著西方經濟學的基礎轉換。
馬克思早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確說過，經濟學的階級性使這個領域的自由的科學研究根本不可能。對此，連西方的一些經濟學家都不回避。例如薩謬爾森就說過：“總的看來，意識形態在整個經濟思想的廣闊領域中的普遍盛行已得到公認。”事實上，從曆史看，追求經濟學的普遍性和一般科學意義的理想，已經不止一次地遭到過失敗。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固然可以而且應當借鑒、吸收西方經濟學反映市場經濟運行一般規律的合理思想，但必須看到它的“基本範式”與馬克思主義是不相容的，就是說，在涉及經濟關係本質的問題上，西方經濟學不可能給我們以正確的指導。鄧小平同誌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難道可以用西方經濟理論——為剝削製度辯護的理論——去指導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嗎？
在完成上述理論準備以後，一個最公開、最露骨的反社會主義思潮——私有化思潮便呼之欲出了。有的說：公到極處就是私，私到極處就是公，二者不過是蘿卜白菜和白菜蘿卜，何必區別？也有的說，不要這樣遮遮掩掩，不如公開地、徹底地打起私有化的旗號算了！這裏，讓我們把具體地批判這一思潮的任務留給經濟學家，而專注於這樣一個事實：當某種政治思潮以學術化的麵目出現，或某種學術思潮最終表達了一種政治要求的時候，這思潮就是沒有國家界限，也沒有學科界限的。認識這一點，我們才能正確總結曆史，探討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裏同錯誤思潮鬥爭的曆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