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藝術領域，如何正確地對待作家、作品，如何正確地對待曆史，一直是兩種思潮鬥爭的一個焦點。
我們黨一貫重視曆史，因為真理總是具體的，離開了科學的曆史主義態度，也就離開了真理本身。探討文學藝術問題，應該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不能有主觀隨意性，不能對精神現象隻在精神領域內加以解釋。我們黨還十分重視曆史對人們的啟示。“曆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恩格斯的這句話，在共產黨人的思想方法論中占有重要分量。
早在改革初期，鄧小平就頗有針對性地指出：“評價人物和曆史，都要提倡全麵的科學的觀點，防止片麵性和感情用事，這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才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隻能實事求是地肯定應當肯定的東西，否定應當否定的東西”，而不能是相反。麵對1986年的“大學生鬧事”，鄧小平在總結經驗教訓時指出，“了解自己的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這些曆史，我們要用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到了1990年，鄧小平又提出一個重要思想，那就是“要懂得些中國曆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可以說，正確對待曆史，是黨振奮民族精神，培養“四有”新人，抵製腐朽文化侵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
江澤民同誌同樣十分重視曆史教育、國情教育。他號召“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都要認真學習和了解祖國的曆史尤其是近代以來的曆史。”他認為，中華民族在這塊土地上創造了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傳統，為人類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一部中國近代、現代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鬥爭史、創業史。我們要正確認識自己的曆史文化，區分精華和糟粕，使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創造的文明成果，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獲得新的生命，放出新的光彩。”這是曆史交給我們的一項任務。他特別談到，“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自己的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現在和正確地走向未來。”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在文藝領域，他也明確地指出：無比豐厚的精神遺產，與先驅們的英名連在一起的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特別是革命文藝傳統，是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巨大寶藏。這些指示應該說是語重心長的。
20年來，我們黨正是始終采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態度，正確對待曆史，正確對待曆史人物，才使得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的航船，沿著正確航線前進。
西方文化勢力和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基於唯心主義曆史觀，出於顛覆社會主義製度和扭轉社會主義文藝方向的目的，總是在曆史和人物評價上做文章，篡改曆史，貶損和誣蔑進步作家藝術家，攻擊左翼革命文藝運動，謠言惑眾，製造許多混亂，製造不少新的冤假錯案，企圖將本已清正的曆史顛倒過來。這股思潮一度相當“走紅”，現在在某些層麵仍有蔓延趨勢，嚴重妨害著人們對現、當代文藝史的正確認識，妨害著社會主義文藝的未來走向。對此，是決不可以掉以輕心的。
這股思潮有兩個特點，一是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二是把政治與藝術明顯劃為“二元”對立。本來，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根據認識的發展，資料的豐富，方法的更新，不斷“重寫文學史”是正常的現象，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科學研究深入的必然結果。但是，“解放思想決不能夠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去‘解放思想’，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麵去了。”至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已不再使用文藝從屬政治的口號，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但實踐同樣證明，“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政治具體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存在於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中。特別是麵臨西方國家經濟、科技占優勢的壓力和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情況下，所謂不問政治、遠離政治，是不可能的。”在文藝工作中，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堅持正確的創作思想和研究態度，用科學的理論武裝人，用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旗幟鮮明地反對資本主義和一切剝削階級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蝕，反對“一切向錢看”的傾向，旗幟鮮明地鼓舞人們為壯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奮發進取，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對文藝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可是，近些年來，文學藝術中偏離正確對待曆史這一軌道的現象並不鮮見。
有些言論，不僅否定了解放後文藝，否定了“十七年”文藝，而且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否定起，認為都是“激進主義”，都是“救亡壓倒了啟蒙”。這其中，對革命文學、進步文學的否定就更加徹底、更加激烈。有種意見是這樣說的：“我對這個世紀的文學，特別是創造社的革命文學，30年代的左翼文學，延安的農民文學以及解放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了一些反省和重評”，認為“就整體上說，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政治性太強，文學等同於政治，文學創作轉達政治意識形態，這事實上是一種政治式寫作”。“政治壓倒了一切，也壓倒了文學”。這就係統地否定了“五四”以來革命文學的積極意義和文學價值。
有的文章，幹脆把“十七年”的文學說成“一切都公式化概念化，也平庸化了”，“生活，在十七年的文學中基本是以虛假、扭曲、倒立的政治形式反映出來的”，“十七年文學……就整體而言，隨著政策的改變，絕大多數都變成了文字垃圾”。有的文章甚至把號召作家藝術家“深入生活”看做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命令，是“懸在作家頭上的”政治指令，是把作家當做敵人加以懲罰的做法。這就把初期的社會主義文學塗抹得一片漆黑，一無是處了。
“十七年”的文學，誠然有“左”的東西的幹擾，但鄧小平說得好：“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們的文藝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文藝工作的成績是顯著的。”怎麼能夠不顧事實，一筆抹煞，一棍子打死呢？難道抓住以往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加以渲染誇大，“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就好嗎？難道像個別人所驚喜的近年“先鋒小說”變化的那樣，嘲笑詩情，嘲弄悲情，嘲諷崇高，其審美興趣從英雄王國轉向侏儒王國，痞子王國，其精神格調從健康向上轉向齷齪頹廢，就一定是進步嗎？顯然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