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展積極、健康、科學的文藝批評，是抵製西方文化滲透、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們黨領導文藝的一條重要經驗。新時期以來的情況表明，這方麵的工作，隻能加強，不能削弱，更不能放棄。
1999年1月21日，江澤民在與出席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的同誌座談時，再次強調，要“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對錯誤的東西要頭腦清醒，心中有數，沉著處理。不能把錯誤的東西炒熱，更不能讓錯誤的東西幹擾黨和國家工作的大局。在事關政治方向、政治原則的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分清是非，不能聽之任之。”這實際上也是文藝界如何正確開展批評的指針。
麵對大量湧入的各種西方文藝學說、思潮，必須進行科學的鑒別、分析和引導，去其糟粕因素，取其有用成分，絕不能讓那些低級、腐朽、反動、偽科學的東西自由泛濫。對國內文藝理論、批評和創作界已經出現的一些明顯帶有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傾向的文章、著述和作品，要及時發現，指出錯誤，給予恰如其分、認真嚴肅的批評，絕不能采取熟視無睹，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對那些黃色、黑色、灰色、淫穢、凶殺、色情、暴力、封建迷信、低級庸俗的東西，也要從淨化文化環境，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堅持精神產品社會效益第一的高度，予以有力的製止，絕不能置若罔聞，讓其暢行無阻。這是一個關係到如何正確貫徹黨的“雙百”方針的大問題。
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為了尊重藝術規律，創造良好條件，調動作家、藝術家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使藝術生產力發展起來，使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繁榮起來。這是堅定的無產階級文藝政策。堅持“雙百”方針離不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把開展批評同“雙百”方針對立起來，是一種嚴重的誤解或曲解。無論從國家的安定團結考慮，還是從培養下一代考慮；無論從端正文藝方向考慮，還是從愛護作家藝術家考慮，批評的武器都一定不能丟掉。開展積極的健康的文藝批評，同新時期以來我們黨一直倡導文藝批評“方法要講究，分寸要適當，不要搞圍攻、搞運動”，要“采取民主的說理的態度”，完全是一致的，相輔相成的。
對文藝批評的狀況，鄧小平於1981年曾做過一個分析。他一方麵指出文藝批評中確乎存在某些粗暴和簡單化的傾向，一方麵又指出，目前更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說是打棍子”。在他看來，文藝批評效果不夠顯著，一則是文藝批評本身的質量和分量不夠，一則是抵杭批評的氣勢很盛。批評者被圍攻，被批評者反而受到保護和同情。鄧小平把這種狀況稱做是“一定要徹底扭轉”的“不正常的局麵”。
十多年過去了，這種“不正常的局麵”扭轉了沒有呢？實事求是地說，非但沒有扭轉，似乎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是多方麵的，而從根本上來講，則是正確的批評輿論還沒能占上風，還沒有發揮主導作用的結果。近一些年，文藝界有一種說法，叫做“不搞爭論”，不管什麼問題，甚至重大的是非原則問題，也不去辯論，因噎廢食。這實際上是對鄧小平“不搞爭論”提法的歪曲，實際上變成了壓製民主、窒息理論探討和文藝爭鳴的“盾牌”。這同黨的“雙百”方針是不一致的。
眾所周知，鄧小平講“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這句話，是在談到特區建設、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時說的。他說：“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很顯然，這和科學與文化界開展“雙百”方針是不同的兩回事。鄧小平從來沒有說過涉及到事關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還是搞資本主義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不要搞爭論，從來沒有說過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提出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時不要與他們展開爭論，從來沒有說過當思想文化戰線出現錯誤思潮時不要去爭論。相反，對於來自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錯誤思潮和觀點，他總是毫不含糊、態度鮮明地表示反對意見，決不允許聽任其自由地去占領社會主義輿論陣地。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說：“三中全會麼來，我們花了很大氣力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運動和思想鬥爭中的‘左’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類‘左’的錯誤決不允許重犯。但是，不少同誌片麵地總結曆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鬥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隻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在對錯誤傾向、壞人壞事作思想鬥爭和組織處理的問題上，這些年來黨內確實滋長了過分容忍、優柔寡斷、畏難手軟、息事寧人的情緒，這就放鬆了黨的紀律，甚至保護了一些壞人。”這段話，用來分析和評估當前包括文藝在內的思想文化界的狀況，仍然是很有針對性、很貼切、很符合實際的。放棄批評，在文藝理論思想和觀念上也主張“不搞爭論”，對一些散布錯誤觀點、違反黨的宗旨和紀律、違背黨的文藝方向的黨員作家、藝術家，也不做認真的組織處理，甚至還有包庇縱容之嫌，這種麻木、軟弱、渙散的狀態，是極其不利於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健康發展的。
按照鄧小平的說法，作家、藝術家用“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來汙染人們的靈魂”，這是“同時代和人民對他們的要求背道而馳”的，而它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十幾年過去了，這種帶有“精神汙染”性質的言論和作品，是越來越少了，還是越來越多了呢？為什麼連“精神汙染”這一提法也逐漸在思想文化界和報刊輿論上消失了呢？難道屬於“精神汙染”性質的理論和創作真的不存在了嗎？難道采取“不爭論”、“不批評”的態度，事情就會向好的方麵轉化嗎？顯然，這是自欺欺人的。當年，小平同誌曾講道：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狀況仍然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沒有克服，有的發展得更嚴重了。如不諱疾忌醫，用這個判斷來評價目前文藝界的實況，應該說依然是恰當的。誠如鄧小平所講，文藝界的主流是好的或比較好的，搞精神汙染的人隻是少數。“問題是對這少數人的錯誤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評和必要的製止措施。”這是症結的關鍵，是這些年有原則錯誤的文章和壞作品所以屢禁不止甚至數量上越來越多的根本原因。一旦忽視甚或放棄了掌握批評的武器，不能正常執行“雙百”方針，畏首畏尾，怎麼能不失戰鬥力，變得無是無非，你好我好，實際上對各種錯誤思潮容忍、手軟呢？不難發現，有些人對“精神汙染”不聞不問，采取自由主義立場，甚至認為是“生動活潑”、“創作繁榮”的體現；有些人明知不對，但不願或不敢進行批評，怕傷了和氣；有些人信奉不承認、不正視的“鴕鳥”政策，以為不去爭論就可以得過且過，其結果則是造成正確意見很難發表出來，而那些錯誤的意見則鋪天蓋地、滿處擴散……魯迅說過：“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幹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先生的話可謂振聾發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