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打出複興儒學的旗號，鼓吹“告別革命”的思想。1989年，中國大陸某學者在台灣《鵝湖》月刊第170、171期發表一篇35000多字的長文，題為《中國大陸複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麵臨的問題》。該文是要在大陸“複興儒學”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綱領，而不是什麼學術討論。它的思想基礎在於徹底否定中國近代的革命，認為革命否定了儒學的正統地位，因而禍患無窮：“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民族生命無處安立，民族精神徹底喪失。”它在政治上主張建立西方的民主製度，攻擊無產階級專政，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強化到了極點，非但沒有在中國實現民主，反而使中國陷入了更大的專製。”它在經濟上極力論證私有製的“合理性”和社會主義公有製違反人性和物性：“中國大陸1949年用暴力消滅私有製，建立公有製後，中國大陸的經濟生活就陷入了紊亂，畸形發展，不斷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是因為公有製從本質上來說是違背人性的，缺乏人性的基礎，非但不會促進經濟的發展，反而會窒息社會的經濟生活。”“公有製的要害是毀滅人性物性，使天地人物不能得其性命之正，使萬事萬物失其應得之所，違背了儒家盡性立命的偉大抱負。”它在思想上對馬列主義進行了特別集中特別惡毒的攻擊：“馬列主義隻是一種狹隘的個人學說，而不是從神聖本源中產生出來的普遍真理。……馬列主義隻是一種個人理性構想出來的偏激的意識形態。”“在當今的中國大陸，一種外來的異族文化——馬列主義——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下取得了‘國教’的獨尊地位，而這種異族文化既不能安立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現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使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生命無處安立、精神徹底喪失的局麵發展到了最高點。”“馬列主義不是正統的西方文化，……在西方深厚的傳統文化中馬列主義沒有根。馬列主義表達的隻是一種反對早期工業文明帶來的後果的極端情緒。”“馬列主義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社會批判學說。……馬列主義不具備建設性的功能，既不能安立國人的生命，又不能維護社會的和諧。馬列主義永遠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鬥爭學說。”“馬列主義中沒有安身立命、修道進德的成分，隻有批判否定、造反革命的內容。所以，馬列主義擔當不起德性教育的任務。如果硬要用馬列主義進行德性教育，培養出來的隻能是‘反潮流’、‘對著幹’的造反派或天不怕的‘白卷英雄’。”作者的結論是：“中國大陸當前最大的問題即是複興儒學的問題。”“儒學理應取代馬列主義，恢複其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為當今中國代表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與民族精神的正統思想。”這篇文章清楚地表明，“告別革命”的思潮滲透到了意識形態領域的諸多方麵，它在本質上是同四項基本原則根本對立的。
1995年，一個流亡海外的“動亂精英”與他的同夥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名為《告別革命》的書，公然低毀和否定中國近代的一切革命，鼓吹改良，攻擊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是“告別革命”思潮的代表作。它的出版標誌著“告別革命”作為一種思想體係在我國已經形成。
中國的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是鞏固和發展革命成果的世紀。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前提，就是我們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場革命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掃除了長期橫亙在中國人民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不斷地肯定和證實這場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義性。但是，《告別革命》一書的作者摭拾雅科夫列夫和索爾仁尼琴等人攻擊、汙蔑和否定革命的陳詞濫調，拚湊成“告別革命”的思想體係，明確表示“決心告別革命，既告別來自‘左’的革命，也告別來自‘右’的革命。21世紀不能再革命了。”《告別革命》在一係列重要的大是大非問題和理論問題上混淆視聽，製造混亂，對此，是不能不辨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