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運動中，“破”隻是手段，“立”才是目的。革命的本質和核心在於建設和創造。列寧說：“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人民群眾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時期這樣以新社會製度的積極創造者的身分出現。在這樣的時期，人民能夠作出從市儈的漸進主義的狹小尺度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跡。”革命能夠創造奇跡，這是被事實反複證明了的真理。革命的創造功能表現在：它直接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麵創造了某些新的形式，並為創造活動掃除主要的社會障礙，解放群眾中的創造力量，激發群眾的創造熱情，開辟新的創造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創造是革命的本質特征。例如，中國革命就創造了以公有製為基礎，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創造了堅持共產黨領導、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製度，創造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是我國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所以，革命是推動社會曆史前進的巨大力量。
《告別革命》一書的作者堅持“革命破壞一切”的觀點，否定革命以創造為核心的本質特征，斷定“老是革命，整個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盡了。我們的民族現在已經成了一個非常累、非常疲倦的民族。知識分子更疲倦了，這完全是被革命運動弄疲倦的”。在中國近代一百多年中，究竟是什麼社會力量使我們的國家瀕臨絕境，把“整個民族的生命能量”耗盡了？對此，我們在前麵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是“破壞一切”的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康有為曾經目睹了中國19世紀後期的社會狀況，說出了當時的一些真相。他在1895年上皇帝書中說：此次日本索賠款二萬萬兩，這要全國人民三年什麼都不吃才能付清；假如借洋債，加上利息折扣，一百年還償還不了。“吾民精華已竭，膏血俱盡，坐而垂斃，弱者轉於溝壑，強者流為盜賊，即無外患，必有不可言者。”他所說的“必有不可言者”是指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當時正致力於維新事業的康有為與“告別革命”論者的邏輯很不相同。他雖然不讚成革命，但他認為“吾民精華已竭，膏血俱盡，坐而垂斃”的局麵不是革命所造成的結果，而是引起革命的原因；“告別革命”論者則說，是革命耗盡了“整個民族的生命能量”，從而向革命反攻倒算。從這裏，人們可以進一步看出“告別革命”論者的思想傾向。20世紀中國的先進人物，在康有為上述認識的基礎上繼續前進，他們堅信，為了徹底改變“吾民精華已竭，膏血俱盡，坐而垂斃”的局麵，必須進行革命。革命是救國的法寶，是複興中國的關鍵，是使神州大地萬物昭蘇、生氣蓬勃、欣欣向榮的及時雨。毛澤東在1949年說過這樣的話：“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複興了並正在複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已經並正在繼續證明毛澤東的這個結論同時也有力地駁斥了“告別革命”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