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一種政治藝術，它決不能靠一股氣來解決問題。但是，它又決不可以缺少這股“氣”。這股“氣”就是革命情緒。革命情緒是革命的參加者根據自己的切身體驗所表現出來的最真實、最可貴的情感。它鮮明地表現出革命群眾愛什麼、恨什麼，擁護什麼，反對什麼。沒有這種革命情緒，不可能進行任何革命。列寧在談到革命情緒的意義時說：“被壓迫被剝削群眾的代表所表達的這種憎恨，實在是‘一切智慧之本’，是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成功的基礎。”一個革命領導者的可貴的品質之一在於支持和愛護群眾的革命情緒，善於表達群眾的革命情緒，並且通過多種方式把群眾的革命情緒提高到新的水平，使之成為完成革命總任務的巨大力量。許多革命的領導者正是這樣做的。比如，孫中山曾高度讚揚同盟會會員的革命情緒。1906年，同盟會成立不久，許多愛國人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紛紛團結在同盟會的周圍。這一年的萍醴武裝起義就是同盟會會員自動組織的。“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發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眾。稍有緩卻，則多痛哭流涕淚，以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尚。”毛澤東更要求各級領導者深刻懂得“氣可鼓而不可泄”的道理，滿腔熱情地對待群眾的革命情緒。他讚揚共產黨員和其他群眾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下所表現的革命激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他善於高度集中而凝煉地表達群眾的革命情緒，比如他說：“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他所提出的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思想更使群眾的革命激情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
《告別革命》一書的作者把革命視為“喪失理性”的瘋狂，更把法國革命視為瘋狂的典型，以此來反對革命，斷定“革命不僅造成像法國那樣的砍殺數千人的微觀斷頭台，還製造了一種千百萬人人頭落地的宏觀曆史斷頭台”。這不過摭拾了資產階級保皇派頭頭康有為的唾餘。康有為在戊戌維新運動失敗以後，不是總結教訓，繼續前進，而是向後倒退，采取棄絕民主，膜拜君權的立場。他組織保皇會，極力維護不能自保的光緒皇帝，反對革命。他曾寫了一篇《法國革命史論》的長文，渲染革命的殘酷，對群眾進行恐嚇，認為革命隻能製造死亡，製造斷頭台，“無同無異，無親無疏，不保不衛，一無所得，隻有盡上斷頭台，以為結果而已。”他的結論是：“救國而國將斃，救民而民殆屠盡，凡倡革命者必死。”他認為，既然革命者必定身死而不能救國，還不如趁早自殺。自殺比留在世上害人誤國要強得多。《告別革命》一書的作者緊跟在康有為的後麵，對革命大放厥詞，把法國革命說得天昏地暗。這是毫無根據的。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派（雅各賓派），是18世紀最革命的階級即城鄉貧民的代表。它用革命的手段，包括上斷頭台的手段，製服了封建君主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反抗。列寧說：“雅各賓派是以掌握全部國家政權的勞動者和被壓迫者階級同剝削者階級進行真正革命鬥爭的偉大典範而載人史冊的。”法國革命把資產階級社會從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至於把法國革命中的恐怖行動視之為瘋狂，早為法國多數史學家所駁斥。法國多數史學家“認定恐怖加強了集權製而救了革命”，“恐怖是專用以對付陰謀家的，而不適用於不參加陰謀的人”，“委員會推行恐怖政策，但同時也推重德性以為之輔。它嚴厲地對待瀆職腐化的革命派”。恩格斯曾經指出，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派通過恐怖不僅保持住了政權，而且保證自己有行動自由，能無拘無束，有可能把力量集中在決定性地點，集中在邊境上。他也同時指出，在1794年6月底以後，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恐怖就完全是多餘的了。因此，對於法國革命中的恐怖行動，應當用唯物主義的曆史觀進行具體分析，決不能像“告別革命”論者那樣把它作為否定革命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