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和革命是改造社會的兩種方式。沒有革命精神和革命目標的單純改良往往以失敗而告終，革命具有發展和進步的深刻內涵
《告別革命》一書的作者斷定“改良比革命好”，“逐步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則一定失敗”，從而提出“要改良不要革命”的口號。這種觀點把革命與改良完全對立起來，用改良否定革命，反對革命，是十分錯誤的，完全是對曆史的無知。
在我們看來，改良和革命並不是根本對立的。馬克思主義並不否定改良的作用和意義。但是，它反對誇大改良的作用和意義，更反對用改良代替革命，取消革命。改良和革命是改造社會的兩種方式，在一定時期究竟采用其中哪一種方式，這要由當時的社會條件來決定，而不以人們的主觀意誌為轉移。一般說來，改良隻是社會革命的準備和前奏，或者是革命的最低要求。因此，革命優於改良，隻有通過革命才能解決改良所無法解決的那些根本性的全局性的社會問題。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這種全局性的偉大勝利，是用任何改良的手段永遠無法取得的。無數的曆史事實證明，沒有革命精神和革命目標的單純改良是幼稚的、淺薄的，往往以失敗而告終。戊戌維新運動的鑼鼓剛剛敲響，頑固派便向改良派舉起了屠刀，改良的夢一卞子完全破滅。因此，“告別革命”論所謂“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則一定失敗”的論斷，是與曆史事實背道而馳的。
改良派發動的戊戌維新運動雖然失敗，但是，我們必須正確評價中國近代以變法自強為內容的改良思潮。中國近代的改良思潮流派很多，情況複雜，其中的弱點非常明顯，卻貫穿了一條愛國救亡的主線，具有重要的啟蒙作用。從龔自珍、魏源到馮桂芬、薛福成到康有為、梁啟超，形成了一股改良的思潮，這是一股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潮，也是中國19世紀後半期的進步思潮。它衝擊了封建主義思想的一道道藩籬，對於長期被封建主義思想奴役的民眾來說，它簡直是一股滋潤心田的清泉。它由於戊戌維新運動而達到高潮。戊戌維新運動是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形式下形成的愛國救亡運動，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對中國近代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產生過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它閃光的一頁。
但是，改良主義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性質和作用。中國近代的改良思潮的進步性在戊戌維新運動失敗以後就消失了。戊戌維新運動失敗以後，改良派發生了分化，其中兩部分人的區別最明顯。一部分人轉入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一部分人以康梁為首，先後組織保皇會、國民憲政會（帝國憲政會），提出並堅持“中國隻可行君主立憲，不能行共和革命”的綱領，反對革命，不遺餘力。辛亥革命以後，立憲派成了扼殺革命的幫凶。中國近代的改良思潮，以戊戌維新運動為分界。在此以前，它是一種進步的啟蒙思潮；在此以後，它成為革命的對立物和破壞因素，是一種反動思潮。
戊戌維新運動的失敗以及其後改良主義思潮轉向反動，進一步證明中國近代必須走革命的道路。《告別革命》一書的作者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國20世紀會選擇革命的方式，為什麼在改良方式與革命方式的辯論中，主張改良的總是失敗，主張革命的總是勝利？他們最後的結論是：“這真是令人歎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把“瘋狂與幼稚”與“告別革命”論聯在一起，也許是更恰當的。為什麼中國20世紀必然走革命的道路？這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這個基本的社會條件決定的。幾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瓜分了中國大部分國土，掌握了中國的經濟命脈，也控製了為它們效勞的清政府。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已經聯為一體：“封建統治者從來都是對廣大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與壓迫的，但到了這時候，這種剝削與壓迫已具有一種特殊意義。封建統治者以橫征暴斂的所得來供奉外國帝國主義者，他們成了外國帝國主義的收稅吏。他們武力鎮壓中國人民，以維持外國帝國主義所需要的統治秩序。整個封建統治的國家機器實際上已經成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所謂自上而下的“變法自強”，不過是一句空話。隻有同時推翻帝國主義和清政府的反動統治，中國人民才能按照自己的意誌對社會進行改革。因此，以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主要目標的革命，是中國近代的惟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