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走革命的道路以外，是不是存在一條既避免革命又能使中國獨立富強的道路？中國近代的確有不少人夢想過、探索過。孫中山曾經就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個。他在1894年上書李鴻章，主一張“仿行西法以籌自強”，做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但是，這條改良的道路他連一步也沒有跨出去他充滿期待的那封上書，被李鴻章棄置一旁，無人理睬。無數事實教育了他，使他由幻想改良而轉向革命。他後來說：“我國前在專製政府，政體腐敗，國勢積弱，列強虎視眈眈，競逞野心，群思染指，彼時國家與種族，危險萬狀。欲救國保種，故提倡革命。”在列強競逞野心和清政府極端腐敗的情況下，中華民族災難深重而且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除了革命，別無他途。這是中國近代許多誌士仁人達到的共識。
革命不僅為中國近代所必需，而且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所必需。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根本不存在“告別革命”的問題，隻存在革命的內容和形式發生何種變化的問題。因此，“告別革命”的命題本身完全不能成立。這個命題的出發點在於否定革命的客觀根源，斷定人類社會生活本來沒有革命，也不應該有革命。從這個基本點出發，“告別革命”論認為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告別革命。
我們的看法同“告別革命”論完全相反，認為革命具有深厚的客觀基礎和它自身形成、發展的規律，任何人既不能隨心所欲地製造革命，也不能隨心所欲地告別革命。
馬克思說：“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這是對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科學概括，是顛撲不破的客觀真理。人類社會的曆史是生產的曆史，而每一種曆史的生產形式都是某種具體的矛盾形式，主要表現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發展必然引起不同形式的革命。所以，馬克思強調指出：“一種曆史生產形式的矛盾發展，是這種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道路。”就是說，一種曆史生產形式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必然導致這種形式的瓦解和改造，一句話，必然導致革命。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無論是社會由低到高的發展以及社會由舊到新的轉變，都是經過不同形式的革命而實現的。在原始社會中，革命的內容同樣是多方麵的，極其深刻的。沒有革命就沒有原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後，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使社會革命出現了新的內容和形式，以政權的轉移為標誌的政治革命，成了革命的主要內容；為奪取政權而采取的武裝的暴力革命成了革命的最高形式。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還存在經濟的、文化的、思想的、科學技術等方麵的革命。正是多種多樣的革命形式不斷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由此可見，“革命”具有發展和進步的深刻內涵。“告別革命”就是否定社會過程的飛躍和社會形態的質變，當然也是否定曆史的發展和進步。
在“告別革命”論所否定的一切革命中，暴力革命首當其衝，是被否定的主要對象。所謂“革命的殘忍、黑暗、肮髒”也主要是針對暴力革命而言的。但是，暴力革命是人類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必然出現的不可超越的一種革命形式。馬克思說：“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階級社會的全部曆史都證明了馬克思的這個結論。這個結論並沒有過時。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出現由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事實。未來的世紀不管發生怎樣的新情況，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發生革命，而且隻要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隻要反動的社會力量掌握著隨時可以對付人民的暴力手段，那也就不可能排除暴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