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革命”就是要告別社會主義，通過告別革命來瓦解社會主義，這是“告別革命”思潮的本質
“告別革命”論者雖然否定一切革命，但是否定革命並不是他們的目的，而是他們的手段。他們力圖通過這種手段來達到否定社會主義的目的。因此，“告別革命”就是告別社會主義。告別革命而能維護社會主義，則是絕對不可能的。原因在於，革命與社會主義密不可分。到現在為止，一些國家所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毫無例外，都是革命的產物，而且是暴力革命的產物。沒有革命就沒有社會主義，這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基本事實。由於革命與社會主義密不可分，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首先從告別革命開始。告別社會主義是告別革命的必然結果。蘇聯的演變充分證明了這一點。80年代末期，蘇聯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已經十分猖撅。自由派與傳統派把它們過去的某些分歧放到一邊，表示完全和解，共同攜起手來，一齊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對革命領袖列寧、斯大林發出一片打倒聲，結果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製度成了“罪惡”的代名詞。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的和平演變與解體就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要從蘇聯演變和解體的慘痛事實中深刻認識“告別革命”思潮的嚴重危害性。
“告別革命”思潮毒化人們的心靈，散布敵視社會主義製度的情緒。我們同“告別革命”論者之間，決不隻是理論觀點上的分歧，首先是立場上、情感上的根本對立。“告別革命”論者把革命和社會主義作為詛咒的對象，表現出與之勢不兩立的情感。蘇聯的雅科夫列夫和索爾仁尼琴是這樣，中國的某些人也是這樣。雅科夫列夫認為革命造成了血和淚的海洋，是社會苦難的總根源：“俄羅斯在血和淚的海上航行。像陀螺一樣，圍繞著一個點——全世界暴力的中心——旋轉。”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等著作中把蘇維埃社會主義製度說成是“最殘暴、最血腥、最狡黠奸詐”的製度，斷言“不論是按虐殺人數之多、延續年代之久、計謀策劃之深思遠慮來說，還是按其徹底統一化的極權性質來說，人世間的任何其他製度都不能與之相比。”中國的“告別革命”論者對革命和社會主義的詛咒有過之而無不及。《告別革命》一書的作者之一、被某些人捧為“青年一代的美學領袖與哲學靈魂”的人寫了這樣一段話：“理性的發達使人們以為可以憑依它來設計社會烏托邦，但當列寧和毛澤東把它付諸革命實踐時，美麗的圖景頓時成為真正烏有之鄉，支付大同社會夢的是億萬人的血汗、淚水與仇恨。從而經驗主義自由派的穩健、漸進、改良、否定過分依賴理性以及否定社會整體工程設計，反而顯得實在和健康。”他把革命領袖列寧、毛澤東同經驗主義自由派即革命的反對派相對照，一貶一褒，愛憎何等分明！他在這裏再一次打出要改良而否定革命的旗號，實際上是對革命進行詛咒，認為革命是毫無根據的烏托邦，除了給億萬人民造成苦難以外，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對中國革命進行這樣惡毒的攻擊，清楚地表明他站到了同億萬人民敵對的立場上。仇恨革命的恰恰是他自己和像他一樣的極少數人。不僅如此，他的一整套思想也“恰恰是‘解構’本世紀的革命理論和根深蒂固的正統意識形態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這些綱領性的文字應該擦亮我們的眼睛，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他決非單純地搞什麼學術和理論，而是以學術和理論作為手段，以摧毀本世紀的革命理論和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告別革命》一書的另一位作者與他沆瀣一氣。這位“動亂精英”在1989年流亡海外以後出版了《漂流手記》等大量著作，發泄對社會主義中國的仇恨。他說，中國“布滿帶血的傷口，所有的原野都充滿病毒和肮髒的泥沼。”“我知道如果還腳踩那一片肮髒的泥沼，是很難幹淨的。”他為自己進入西方世界而慶幸，明確宣布“把遙遠的另一未知彼岸作為真正的故鄉”。他在為資本主義文明唱讚歌的同時，卻汙蔑“中國的良知係統已經瀕臨崩潰，人們的良心已經麻痹到接近死亡”。他說，他在出國以前是“一個被魔鬼剝奪了一大片靈魂的人”，“吃進去的精神糧食，不僅粗糙，而且全是沾上火藥的革命詞句，全身都帶著語言的病毒與硝煙味”，“胃裏裝滿帶刺的概念”，所以他在出國以後要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反省往昔，抹掉身上的硝煙味”。他咒罵中國的革命者是“紅色白癡”、“革命猿人”、“革命的甲蟲”。他雖然口口聲聲說他已經“抹掉身上的硝煙味”，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從上到下裝上了洋火藥，武裝到了牙齒。他正是用洋火藥甚至用“洋槍洋炮”從大洋彼岸對準中國發射。其中，“告別革命”論就是他和他的夥伴發射的一發重炮。《告別革命》一書的兩位作者都已走出國門，長期滯留海外，並且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他們現在所做的事情正是西方國家某些人一直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