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宣傳和教學工作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成績是十分顯著的。這種情況，令人欣慰和感奮。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其中有兩個問題，涉及根本性的重大原則是非，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是有的論者打起反對“激進主義”的旗號，鼓吹“告別革命”，企圖從根本上否定革命和革命的曆史。在1994年第5、6期的《東方》雜誌上，刊登了李澤厚與王德勝《關於文化現狀、道德重建的對話》，公開申言：“直到現在，‘革命’還是一個好名詞、褒詞，而‘改良’則成為一個貶詞，現在應該把這個觀念明確地倒過來；‘革命’在中國並不一定是好事情。”他斷言，“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辛亥革命還“不斷革命：‘二次革命’、‘護國、護法’、‘大革命’，最後就是49年的革命，並且以後毛澤東還要不斷革命”……所有這些，自然更離不開一個“糟”字。1995年，李澤厚、劉再複在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告別革命》一書中更明白斷言：“革命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革命是一種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則是一種能量的積累”。中國在20世紀選擇革命的方式，以致這個世紀成了“令人歎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為此，他們宣布：“我們決心告別革命”。事情的要害在於，如果他們的論點可以成立，那麼，整個中國近現代史就要從根本上改寫，一部中國革命史不僅不再是震撼人的、激勵後代的英雄史詩，反倒成了記錄“殘忍、黑暗、肮髒”和“互相殘殺”的反麵教材了。
其二，是有的論者打起清算“毛澤東主義”的旗號，極力貶損、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領導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曆史。1989年2月12日，王若望、方勵之等人在接受法新社記者采訪時聲稱，蘇聯當時一些人清算斯大林的行動“是絕對正確的”，“現在是我們對毛澤東采取同樣做法的時候了”。他們說，“如果我們不處理毛澤東主義的問題，我們將不能越過前麵這堵牆，並且向前進”。所以，“清算毛澤東主義的時候已經到了”。這些言論，是在1989年政治動亂醞釀時期發表的。應當說，這是一些人製造那次動亂的重要論據之一。在這場政治風波被平息之後，這種宣傳一時曾有所收斂。不過，近年來，正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逢先知同誌在去年12月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所說，貶損毛澤東的思潮又有所抬頭了。他指出：“近年來，在某些報刊和書籍中，常常看到有人極力貶低和否定毛澤東，個別人甚至使用許多極端語言低毀毛澤東。有些批評者，隨意性很大，講了許多不負責任的和毫無根據的話，甚至是張冠李戴”。當然，發表這種言論的人，有的可能是由於認識上的錯誤，未必都具有方勵之等人的那種政治動機。但是，“不管作者出於何種動機，這樣做都是非科學的，是對黨、對人民、對我們的事業不利的”。事實上，鄧小平早就講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中共十五大也明確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
我們知道，曆史學是關於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學問。曆史研究的對象雖然是人類社會的過去，但是進行曆史研究的目的卻不僅是為了認識人類社會的過去，而是為了通過認識以往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性，正確地了解現在和科學地預見將來。因此，曆史研究從來都不是與現實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無關的。晚清思想家龔自珍就說過：“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他又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他從正反兩個方麵，說明了研究曆史和正確對待曆史的重要性。這些話，是曆史經驗的總結，講得很深刻。在這個問題上，蘇聯東歐國家的和平演變為我們提供了現實的教訓。那裏的一些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為了搞垮社會主義，正是從歪曲、否定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政黨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開始的。
曆史的經驗和現實的教訓都告訴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和方法論，對於近現代曆史進行深入的研究，並就涉及近現代曆史的重大原則問題作出科學的答複。這是我們史學工作者的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